9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300万人。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其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是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兴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交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多么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上海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少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过去多年﹐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就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唤着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到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它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到太大的公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佣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佣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他们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作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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