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331页。
[4] 这个模型主要显示，当参与主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由低向高发展时，其政治参与比率也会有相当的增长。参见Sidney Verba and Norman H. Nie,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Social Equalit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hapter 8.
[5]这里实际上涉及到改革的肇始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短缺经济与国家垄断的资源配置已使原有体制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于是改革由此而发，使政府获得了新的生机。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故不多述。参见孙立平、李强、沈原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北京），1998，第5期，页3。
[6] 社会学家对资本的定义和解释十分丰富多样。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在《社会理论的结构》一书中曾提出，资本有三种形态，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他认为，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不同的行动者通过相互交换自己控制的资源以获取新的利益，从而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社会系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考察了不同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提出了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在每个社会中，它的成员都可按占有资本的数量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而每个占有资本的个人或团体又总是在竭力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本。参见[美] L.华康德，“解读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国外社会学》（北京），1995年第4期；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评述”，《国外社会科学》（北京），1998年第3期。
[7]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卷》（台湾）。
[8] /左齐{这是市场形成过程中市场内部建立的一种自发型规则。通常，市场先行者出于保护个体或小团体利益的目的，会提出并形成一个内部人遵循的交易规则；随后，在与外界的互动交往中这种规则就成为市场秩序和规则的基础。参见《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6，上海人民出版社，页186至204。
[9] “三下”指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对人们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三大事件。民众中流行的顺口溜是如此表达的：“伟大领袖挥挥手，三下生活个个有；毛主席挥挥手，上山下乡一齐走；邓小平挥挥手，放开搞活下海游；江泽民挥挥手，转轨下岗自解忧。”人们因此也将“三下”戏称为“三挥手”。
[10] 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对于公民为什么参与政治曾出现过许多学说，如本性说、理性选择说、功利选择说等。参见陶东明、陈明明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1998，浙江人民出版社，页107至123。
[11] 牟其中曾是中国私营企业界的巨富，同时也是政治上最有锋芒的人。1995年曾被中国的《财富》杂志称为“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家”和“大陆超级富豪”。他曾有过三次狱中经历，早在1974年就因组织秘密团体并撰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死刑；198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1999年则因金融诈骗再次锒铛入狱。详见“牟其中落入法网写实”，载中国《法制日报》1999年11月2日；“武汉公审牟其中”，载《检察日报》1999年11月7日；“牟其中该当何罪”，载《华西都市报》1999年11月2日。
[12] 为了让各级政协的地位得到尊重，中共中央曾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参照执行”《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众监督的暂行规定》，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伟长则认为，由于该规定未对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出法律界定，所以它只是一种党的政策而已。参见《人民日报》1989年3月24日。
[13]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某些强制性政治参与中，即如果不参加某种政治活动就会被编入“另册”或被另眼相看，甚至使自己沦为政治斗争的对象。参见陶东明、陈明明著《当代中国政治参与》，页214。
[14]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1.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2.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3.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页31。
[15] 参见周建明著《个人在经济中的权利──关于理论、历史和体制改革的思考》，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页106至107。
[16] 出处同上，页109。
[17] 孙立平，“总体性社会研究──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概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总第2期；[美]罗伯特.达尔，1987，《现代政治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页42至46。
[18] 翟学伟，“‘土政策’的功能分析──从普遍主义到特殊主义》，《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19] Macomeil, Ian R. 1980.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 参见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载《社会学研究》，北京，1999年第4期。
[21] 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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