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或多边力量调和交易的结果。所谓的“关系性合意”就是指政治参与中的主客体在现实政治经济环境下所建立的一种非正式的关系人规则，它是具有不同地位和权力、资本的组织与个人为了追求及满足各自利益所采取的一种切实的行动安排。这里的所谓关系人规则实际上就是指政治参与中的各方在行为利益方面所达成的某种取向要求，如角色保全、相互性促进、连接规范等。

美国当代著名契约法学家麦克尼尔（Macomeil, Ian R.）1980年完成的“新社会契约论”的研究[19]将社会学中的社会网和关系法学的原理导入了契约法领域，给现代契约关系作了全新的诠释。他还深入浅出地提出了“关系性契约（Relational Contract）”的概念。他认为，“所谓契约，不过是有关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换言之，即对未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所进行的一种统筹安排。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语是“交换”和“过程”，它包含着时间维的扩张、当事人的相互依存性、在承诺和期待基础上所进行的规划以及非一次性结算等因素。本文所提出的“关系性合意”受到这一研究的重要启发。但中国目前尚不具备由法制来规范的市场经济，人们不仅传统上缺乏契约观念，而且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义务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实际上的不平等，所以，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还远非严格的契约要求，而只是具有关于未来合意性质的非正式规定。这种非正式性决定了，当下合意的存续和履行通常不是共同协议的结果，而是由等级结构中的某种权威要求形成的，会受到行政──官僚行为的强大影响。

关系性合意（Relational Convenience）作为对超经济强制的一种回应，其产生既源于参与者的利益追求和对现实制度安排的选择，也源于人们对预期收益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当人们为自己寻求提升个人社会地位和利益的最有利、最有效的发展空间时，中国的现时制度规则所提供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一种关系性合意，它可以使主客体间以最简洁、最小化成本和风险去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关系性合意往往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关系性，即有关系的双方才可能达成合意。其中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合意双方必定要有关系，一方的存在和表现对另一方具有某种必要和意义，它可以是制度性安排的结果，也可以是实际利益的需要。其二，以这种关系为背景，双方具有以最简洁、最小化成本和风险处理彼此关系的愿望和可能，即将某些组织性目标转变为具有个别发展意义、并可以某种要约形式操作。其三，这种关系能给双方带来实际利益，不仅可满足现实的利益要求，而且还能为可预知的将来提供最大的利益。

第二，相互性，即价值共识中的相互依赖和报偿。虽然关系人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其影响力也不对称，但形成合意的双方都懂得，关系性合意不是简单的个别交换，它是一种互惠交流。尽管合意双方都会把角色保全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但保持对各自利益的相互促进亦是这种关系存续的重要基础，只有在营造未来的共同体中才能真正实现双方追求的利益。

第三，庇护性，即以相互性为基础维持共存依赖关系的手段。近年来在社会学界不少学者用庇护性这一概念来解释当代中国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及组织间关系。文克（Wank, David L. 1995）曾研究了私营企业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描述了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所发生的由“单项依赖”向“共存依赖”的关系变化。他认为，这种变化至少对于私营企业和政府官员具有以下作用。其一，利用权力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和资源。其二，可以避免政治和政策的恣意化和无力化。其三，在取得政绩的同时，可以增加对个人利益的支持。[20] 庇护性对中国组织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不仅具一般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是关系性合意的一种价值体现。

第四，重复性，即预期需要依托这种关系来保持多次交易和连锁使用。关系性合意是从个别性交易到关系性交易的有阶段的连锁。因为关系的维持具有价值，从而双方就有了形成持久关系的需要。由于关系性合意的发生是合意双方有意识的选择和追求的结果，它有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关系的存在是十分重要的，双方都会尽量避免任何可能产生不快而导致关系的密切程度下降、并由此要付出更多成本的行为。事实上，在确立合意之前，双方即已预计将有多次交易，所以，这个合意通常不是一次性的，它会随着关系的演进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的连续。
四、简要的总结

通过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过程的实证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维持超经济强制的目的是为了将变革约束在主政者的愿望和利益许可的范围内，它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构成了严格的制约。在超经济强制下衍生的政治参与必定只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它不仅要求参与者不得危害统治者所建立的各种秩序，而且还必须顺从主政者所赐予的各种政治安排。这种安排在强调主政者利益的同时，对参与者设立了政治规则和要求，并最终会影响到参与主体的参与方式。在高度一致化和程序化的表象背后，超经济强制不仅使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很弱，而且必然导致许多非程序、非法、非正式活动的空间和隐患。

第二，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过程实际上是在超经济强制下不断寻求关系性合意的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参政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拒绝接受当政者赐予的安排、表现出对立的态度，要么学会扮演这个角色。显然，前者并非高明之举。要能既与现时政治系统保持合作、又为个人利益寻求最大化的支持，采取一种与这种结构和制约相变通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从一味地攀附依赖为政者以求得保护，到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不断扩充资本优势，再到与政治保持表面的距离，通过关系性合意和与官员的个别接触来实现个人目的，这既是参与主体所追求和期待的，在经济上也是合算的。

第三，这种政治参与方式是私营企业主基于自身社会地位、环境及制度安排所作的理性选择，它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和人生观。超经济强制和关系性合意虽然并未形成文字化的规则，但对政治参与中的主客体来讲却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事，它们所体现的实际上是“各人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21]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本文提出了解释上述现象的一种分析思路和框架，希望这一尝试能为研究和探索中国私营企业的成长发展之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 此论文的题目是“从社会网的角度看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观念和行为”。该文章曾提交“1998年亚太地区华人社会青少年及其相关问题研讨会”（1998年5月台湾辅仁大学）并在会上宣读，后被收录在此会的论文集中，并刊载于《当代中国研究》（美国）1998年第4期，页67-82。
[2] 有关这个问题的经验性研究，可参阅1994年由本人主持参加的“天津市百名私营企业主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和1995年“天津市私营企业经济实力排名前200户企业主的政治要求调查”。这两项研究均由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及市工商联组织，本人负责具体设计、调查、分析并最终完成研究报告。该研究通过对私营企业中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企业资产100万元以上）、有一定政治愿望和要求的代表人士之政治要求内容、形式、愿望表达及其实现渠道的调查分析，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目标取向和发展趋势。调查共发放问卷210份，回收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91.9％。同时还走访了私营企业主中有政治安排的政协委员、各党派成员及工商联的主委、副主委并与他们座谈。
[3]SES为反映人的经济地位的一种综合测度，它通常包括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数量等。参见[美]安东尼.M.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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