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GDP已经达到一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技术的力量似乎已经到了它的边界，不依赖制度上的突破很难预期获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

    走出这种既需要外资来实现经济繁荣又担心国有经济力量被摧垮的两难困境的唯一路径就是打破清末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巩固现行经济体制的“变革”思想，因为这种思想通过强调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来回避制度变革的意义，实际上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竞争其本质就是制度的竞争，是一个各种制度优胜劣汰的选优过程，是一个“达尔文式”的制度进化过程，制度环境不发生变革，即使再符合国情也难以真正溶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更不用说在其中的竞争中取胜了，况且，我们许多所谓的国情正是我们改革的对像，而不是需要我们坚持的东西，过分的迁就，患得患失，只能延误改革的良机，加大改革的总成本。

三

    思考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繁荣，仅考察外资的引入解释力是有限的，政府出于对政治、社会稳定的追求而对大中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保护也必须纳入视野之中，与其它转型国家相比，唯独中国的国有部门没有陷入灾难性的衰退之中，并非由于其技术、管理、产品、企业制度上的优势，而在于政府的“关心”和“爱护” ，在中国股票市场，至目前（2001年）融资一万亿元人民币，80%进了国有经济部门，我国银行体系城乡居民储蓄八万多亿元，70%进了国有经济部门，从1998年起每年发行建设国债大约1500亿元人民币，都转化为新增国企和国家建设项目，据研究，国企平均获得的补贴要比他们所承担的社会负担高50%（杨启先，1999）。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城市稳定了，全国就稳定了，农民在数量上虽占绝对优势，但组织程度和教育程度较低，居住和经济活动比较分散，不易对全国的稳定构成直接威胁。目前大多数的城市就业人口仍需直接或间接依靠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国有、城镇集体单位为生（程晓农，2000），国有单位的职工占我国城镇在岗职工人数的70%（高书生，2001），他们的生活方式远未市场化，城市的消费仍主要直接或间接由公有部门支撑。虽然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在争夺市场上节节失利，但在争夺金融资源上却占尽优势，其在城市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上的作用仍是举足轻重的，国有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速度要大大低于市场份额的转移速度，政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低效率者手中，对国有部门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这样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肯定是下降了。由于城市购买力主要依靠国有部门支撑，为了扶持城市消费需求和稳定城市社会，通过政府操纵的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操纵金融资源的分配，而国有部门将得到的大量贷款没有用于投资而是用于职工福利，结果企业资产并未增加多少，导致了净资产率急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的国有部门反而分得较多的经济发展成果。（实际上，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益问题从1956年实现国有化以来就出现了，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比一直在下降，从1957年底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94年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已达到80%，1995年国家对全国32.2万家国有企业搞了一次清产核资，结果扣除土地价值，他们实际拥有的资产总量与负债额基本相等（杨启先，1999），国家实际上已无资产可言了，何况绝大部分资产都是实物，其市场价值大大低于帐面价值。

    国有部门通过垄断性的金融机构所获得的金融资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农村居民，中国经济的繁荣往往仅意味着城市的繁荣，繁华的都市和萧条、贫弱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村改革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9年的2210元，主要有三个增收渠道，一是农产品价格放开并大幅度提高，发展商品性农业，商品性农产品大大增加，二是兴办乡镇企业，农民从非农产业中获得了大量收入，三是进城务工，在农村以外获得了大量收入。但近年来，农民增收的幅度明显落后于城镇居民，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纯收入绝对减少的现象，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基本原因就在于上述三条农民增收渠道中的供求关系，都在发生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农产品价格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低迷，乡镇企业已失去昔日的体制、成本优势，进城务工的农民也趋于饱和（许祥临，2001）。从加速城市化进程角度看，由于乡镇企业是加速农村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因此，从中短期看，农村城市化对于农民增加收入的效果不能估计过高，二者之间虽然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但就目前而言，农村城市化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民增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上述几个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都与资源分配上农村受到的种种不利待遇有关，我们发现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地区就成为资金的净流出区域，从1985年到1994年就有4000亿资金从农村净流入城市，仅1994年就净流走1340亿元资金（中国社科院农发所，1996）。乡村地区在资源分配上受到了种种“特殊”待遇，如政府有能力去维持城市的低消费物价，却无力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乡镇企业缺乏资金，农村存款却流向城镇国有企业；农村基层行政事业机构无法从财政得到足够的经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默许向农民摊派，别太重就行；政府控制了农产品价格，却放开农资价格和工业消费品的价格等等，最终造成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农村劳动力既为生活所迫，又为城市幸福生活所吸引，大量涌入城市演化为严重的城市里的“农民问题”。我国不能大规模地向农村投资，主要是在认识上还不能把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同等看待，把发展城市看作是国家的事，把发展农村看作是农民们自己的事，目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解决不了，首先是由于认识上的二元结构问题没有解决。

    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追求社会的稳定确实是重要的，但若过分依靠旧的社会结构来追求当前社会的稳定，则今后的稳定和发展可能会越来越困难，政府应处于一个凌驾于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之上，充当评判者和协调者的超然位置，而不应该成为其中的一员（程晓农，2000），而政府要摆脱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只有进行经济布局的全面调整，所以当务之急是重新认识国有经济的本质和国有经济产生的理论依据，对国有经济部门进行正确的职能定位，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国有经济的规模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部门的职能定位，果断进行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只在国有经济部门的制度优势领域内保留，而在非制度优势领域内逐步有序地退出。

    九十年代前半期，由于中国幸运地获得了大量的外资，加上国有银行对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的有力保护和将农村的资源转向城市，保证了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这些因素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长期的繁荣与稳定，而且也必然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最终导致了通货紧缩的降临。再造繁荣，我们必须寻找新的依据。

    四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国有企业，但各国建立国有企业的理由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有企业，不是计划经济的逻辑产物，而是为实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而设立的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国家干预经济和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手段，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认为，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转向计划经济，建立国有企业就是为了保证“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我国的国有企业就不是国家干预经济和弥补市场缺陷的产物，而是作为市场的对立面、终结者出现的，现在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这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凭空创造一种制度，而只能去建立被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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