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改标签游戏”。中华帝国的2千年统一说明了，制裁、教化、政权的组织、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集体责任等都是协调一致的，存在着非常合理的分工，而现代中国则显然不具备这一协调有序的规则体系。

作为集体性激励的连坐、保甲，和个人通过契约关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构成了古代法制和现代法治的区别所在。而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需要财产制度的充分保护、政府行为受到约束和整个社会良好的信誉机制等等。只要没有私有产权制度，只要政府不能将治理方式按照现代原则来组织，不论法律的名称叫做什么，也不管政府裁不裁员，规模有多大，连坐和保甲的幽灵就会和“官商结合”、“官官相护”、“裙带主义”、“不守信用的政府”一起，在“疆域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徘徊。

注释:

[1] 比如，合伙人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法》第2条）、半紧密型的联合组织之间（《经济联合组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第1条）、建筑工程共同承包人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7条）、共同承揽人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67条）、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8条）等等，都广泛存在着基于法律规则的连带责任。

[2] 崔瑞德、费正清：《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章。See also Xin Ren, Tradition of the Law and Law of the Tradition: Law, State, and Social Control in China, Greenwood Press, 1997, p. 41.

[3]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周礼·族师》。这是周代的村社互助制度的最早记载。进一步，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指出，“族师之职，周公所礼制，使民相共勅之法”。龚自珍认为后世的保甲制度和井田制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参见《保甲正名》（《龚自珍全集》（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6－97页。

[4] 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0页。

[5] 沈家本对此进行了考证，包括“夷三族”、“族”、“缘坐”、“连坐”、“保任”等。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71―90页。

[6] 《魏书·志第十六·刑法志》，《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以及《汉书·刑法志》。沈家本也持有此种观点，见前引《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刑法志二》。

[7] 《魏书·卷一一四·志第二○·释老志》。

[8] 《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不过有学者考证，两汉时候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参见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东岳论丛》1996年第5期。

[9] 《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四》。

[10] 韩秀桃：《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1期。

[11] 参见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反思与展望（中）》，《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12] 1906年，“谕令淩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悉宽免。其刺字等项，亦概行革除。旨下，中外称颂焉”。参见《清史稿·卷一四三·志第一一八·刑法志二》。

[13] 参见王云骏《民国保甲制度兴起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

[14] 张维迎：《经济学家看法律、历史与文化》，载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

[15] 张维迎：《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打印稿，2002年。

[16] 参见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5页。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2—14页。

[17] 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18]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See Tom R. Tyler, Why People Obey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1—70.

[19] 参见《商君书·开塞第七》；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58页。

[20] Richard A. Posner, The Ecoonomics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6—147.

[21]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24－26页。

[22] 资料来源转引自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页。其中官员数据来源于翦伯赞《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2页；人口数据来源于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8页；其中宋朝官员数据进行了校正，依据为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778～779页；宋朝人口数据校正依据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6页。

[23]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24] See 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pp777—795.

[25] 关于社会共识（舆论）和原始社会的信息特点，参见Richard A. Posner, The Ecoonomics of Justice, supra note； 关于传统社会的信息传递，以及采用的“流言蜚语”（gossip）方式，参见Sally Engle Merry, Rethinking Gossip and Scandal, in Donald Black ed.,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Social Control,, Academic Press, 1984；关于传统社会的信息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关系，参见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26] 《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

[27] 相关的分析可以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第3—5页。

[28] 参见张创新、华金辉《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韩秀桃《中国古代礼法合治思想在基层乡里社会中的实践》。

[29] 《盐铁论·周秦》。

[30] 《续汉书·百官志》。

[31] 《明史·志五十四·食货二》、《明史·卷七九·志第五五·食货志三·漕运条》；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

[32]《史记·第十八·陈涉世家》。

[33] 参见《商君书·境内》、《商君书·去强》；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东岳论丛》1996年第5期。

[34]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

[35] Armen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2, pp777—795.

[36] See Bengt Holmstrom, Moral Hazard in Team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Vol. 13, pp324—340.

[37] 如果把保甲组织解释为一个“团队”，基于信息的连带与基于行为的连带就没有什么区别。下面的例子有助于理解二者的区别。如果两个农民独立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但每个人都要对另一个人的“土地撂荒”负责，这是基于信息的连带。相反，如果两个农民共同耕种同一块土地，每个人都必须对产量负责，或者一个人行使监督的权力并对生产承担最终的风险，这是基于行为的激励。

[38] 《宋史·卷一七九·志第一三二·食货志下一·会计》。

[39] 参见邱永明：《中国封建监察制度运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97页以下。

[40] 《晋书·志第二十·刑法》。

[41] “知”应当是古代统治者对连带责任的共识。在沈家本的刑法改革中，他也明确提出，除非是“知”，否则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清史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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