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依赖于对居民的管理和监督能力，而后者又依赖于政府获得信息的能力。许多现代文明社会是通过增加警察、官员的数量来完成监督和动员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历朝的官僚都不多，这是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的。政府官员在汉朝、唐朝都维持在10多万名，但更令人惊讶的是，从宋朝以后，进一步锐减到3万人以下。在明代后期也不会超过8万人。如此数量之少的官僚，再考虑到古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中国的庞大地域，政府是如何进行统治的？

我们认为，以保甲和连坐为重要内容的连带责任，是小政府在有限的信息约束下控制大国家的有效手段。管仲和商鞅所推行的连带责任，将居民、亲属之间的连带责任正式加以确立，依据地域划分管辖权、编户齐民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国家管理制度逐步出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刑事连带，解决了小政府的信息收集，进而解决反叛的预防等统治问题。连带责任的效果被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官员的举荐。由于对被举荐者的真实情况难以了解，举荐人和政府之间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在举荐者和被举荐者之间，实行连带责任，就成了大多数朝代均实行的制度。

官员和军伍连坐、亲属之间的连坐和邻里连坐，毫无疑问都是基于制裁理论而推行的，信息分配的不对称、加大惩罚来改变违法者的效用、以及行为的特性决定了连带责任的边界。基于激励目标和方式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古代中国的连带责任分为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基于效用的连带责任和基于行为的连带责任。
三、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

“信息是个人行为受到监督的基础”[23]。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能被一部分人群以相对低的信息成本观察到，而其他人群观察该行为的成本较高，那么，让信息成本较低的人群行使监督的权力就可以大大地节约监督成本。进一步，如果制度规定具有信息优势的人群同时必须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风险），这部分人群也就获得了监督他人的激励和名义（权利）[24]。就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基于信息优势的连带责任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制度安排。保甲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为典型的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

早期社会的技术特点决定了人口的流动远远弱于现代社会，整个社会被分割成若干个相对孤立的村庄。尽管村庄之间信息流动很少，但村庄内，居民“比邻而居”，“朝夕相见”，信息的传递（采用了gossip的形式）速度较快，信息的共享程度很高，对价值观念的共识很高[25]。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和外部的不对称，内部相互之间的沟通多，时间长，距离短，而外来者很难得到信息，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

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来实现。如果要对聚居的村社居民加以激励，那么就需要获得村社居民行为的信息。一种方式是现代模式，信息的获得依赖于独立的公共力量，那么势必需要一定比例的警察和官员；而传统中国则是采用了保甲制度。政府获得信息的能力不足，而亲属和邻里之间的信息获得较为容易，因而通过保甲制度充分利用民间的信息资源，这是政府的一个理性选择。

事实上，保甲制度并不是简单地利用村民内部的信息优势，同时也有很强的设计性，其设计的目的是对收集信息的劳动进行分工，从而实现监督的专业化，如同现代企业内部的科层制度一样。商鞅变法，首先通过“什伍”制度将人们分为法定的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次，采用收司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26]。

商鞅设计的制度，将奖惩与信息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制度的要点在于：（1）组织和划分责任群体；（2）同一群体内部负有监督和告发的义务；（3）获得违法信息、告发受到奖励，隐匿受到处罚；（4）群体中的一人违法，集体承担责任。前两点决定了民众应当关心和监督的范围，是责任承担的基础，否则，民众去关心和获得信息是漫无边界的，要求远距离居住的居民之间互相告发，显然是不可能的。后两点，则是激励手段：如果不对告发或者隐匿信息的人加以奖惩，就不会产生告发的激励；同样，如果不采用“集体性惩罚”，而仅仅是处罚知道信息的人，在事前其他人就不会有积极性去关心、收集和获得信息。

基于信息的连带责任的保甲制度，在2千年的发展中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和变化。政府对保甲制度的逐步改进，是符合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激励原理的。这也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

保甲制度的前提是村社居民的集中居住。一个村子的人集中居住在一起，并且常常是几个家族聚居，这种特点是中国的农村和西方农村居住模式的不同所在[27]。尽管在众多朝代中，土地制度、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但村社的集中居住、居民的流动性小、互助组织发达等特点却保留下来。乡村社会的这种居住模式，决定了信息流通的特点，导致乡土社会的对外界的封闭性、内部信息的高度流通性和共享性。这种信息的高度内部共享特性，是保甲制度成立的前提，否则，相互负责的群体内部就不可能监督。可以说，村社聚居决定了信息传递和分步的模式，进一步决定了保甲制度和连带责任的实施方式。

然而，村社并不是天然的责任范围。如果要求村民相互之间进行监督，那么必须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来划分责任群体。保甲制度的有效性要求保甲的划分不能过大，否则信息的获得、甄别和流通就会由于人数的上升而产生困难，保甲内居民之间的“搭便车”行为会导致激励的失灵。所以，各朝各代基本上都是采用十进制的。尽管“十”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规模，但很可能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规模。在保甲制下，政府只需要观察总量指标，而无需观察个量指标（如只需知道哪个地方有叛乱，而无需知道谁在叛乱），使得信息成本大大降低。

不仅政府通过向居民施加义务，节约了信息的收集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为了降低指挥民众以及与民众的谈判和协调成本，选任群体内的代理人（领导）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这一代理人，不同的朝代称呼不同，保甲长、亭长、甲长、保长等等，不一而足，但其职责基本上相同：一个是报告犯罪情况，一个是公共职能的最低一级组织者。他们对赋税的征收、公共建设（劳役）的动员、稽查盗贼、道德教化等均负有责任。如果完不成赋税、出现盗贼、劳役不能征满等，保甲长要承担连带责任。这就要求，保甲长必须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是为什么保甲长通常要由“大户”来担任的原因。这些特点，都是各朝各代相同的[28]。

被编为一甲内的居民，相互之间负有监督、告发、检举的义务。自汉代开始，即所谓“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29]，“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30]。如果仅仅要求负有公共职能的保甲长对其所辖居民的违法行为，负有连带责任，那么这种连带责任，仅仅是一种基于职务的“责任制”，只能起到激励保甲长去努力发现居民违法行为的作用，而其他居民则会出现隐瞒信息的情况。因此，向全体居民施加义务，集体性惩罚作为激励就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不实施集体性惩罚，仅仅向保甲长施加监视义务，换言之，如果国家仅仅是出于公共权力的需要，向保甲长索取固定比例或数额的赋税、徭役，这种“承包制”也不会起到有效的激励效果。在承包制度下，国家固然减轻了责任，但如果保甲长不能完成义务，又不实施集体性惩罚，这种激励可能会产生两种后果：（1）保甲长成为土豪劣绅，瞒上欺下；（2）保甲长的管理破产，进而导致流民。明朝的粮长制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1]。

仅仅强调集体性惩罚是不够的，它也不能过重，否则反而会导致集体隐瞒信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