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控制的目的而言是如此。正是人与人之间大规模实施的连带责任，和其他体制一起相互配合，维持着帝国的一统。人与人之间连带责任的大规模推行，在地方一级克服了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交通落后等制约因素，起到了维持政权的重要作用。

当然，连带责任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连坐和保甲制度，保证了小政府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但是这种治理模式，是静态的，和人的身份、地域紧密联系的。保甲制度的发达，要求将人们固定在一定的地域上，对人的身份限制，法治和礼治的低层次分工，不可能出现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就在朱熹、王阳明、吕大防这些理学大师们提倡“互助互保”，提倡乡约制度来维护保甲的同时[59]，在欧洲，但丁已经发出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60]的口号。这为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难以在中国出现提供了一个线索。

在现代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流动的成本大为降低，传统的保甲制度自然不能满足效率的要求，家族株连也有悖人道主义原则，应该废除。但法律作为治理结构对信息的依赖，意味着我们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完全基于“个人责任”的社会，这是连带责任在现代法律中仍然大量存在主要原因。

与传统连带责任不同的是，现代法律中的连带责任主要不是建立在血缘、地域和身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契约关系的基础上。现代企业可以理解为个人之间通过合约形成连带责任的中介：因为契约不可能完备，企业的所有者必须对企业雇员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员工只对契约中的承诺负责，承担有限责任。因此，企业所有者才获得监督员工的动力，从而通过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将责任落实于个人。企业的连带责任大大节约了交易的信息成本，使得个体行为得到更有效的社会监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现代的连带责任，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

由于信息的原因，连带责任不仅存在于现代法律中，而且广泛存在于组织和个人的信誉机制中。如果一个员工欺骗了客户，顾主即使可以逃避法律的责任，也没有办法逃避这种欺骗行为施加于企业的信誉责任。就信誉方面的连带责任而言，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逃脱血缘、地缘甚至民族的因素。比如说，某省人不得不对一部分该省奸商承担连带责任；中国人不得不为少数同胞在俄罗斯的欺诈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与传统社会中全体家族成员不得不对其个别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承担声誉损失是类似的。这都与身份包含的信息量有关。

信誉的连带责任也弥漫于独立的企业法人之间。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品牌株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属于同行企业之间的连带责任。这种同行企业之间的连带责任创造了对行业协会的需求，行业协会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行业规范约束行业内企业的行为，以减少市场对该行业的集体惩罚。另一种情况存在于产业的上下游企业之间。比如说，汽车制造商很难逃避对汽车经销商的劣质服务承担连带责任，麦当劳逃避不了废油处理厂将麦当劳用过的油再出售给小饭馆的连带责任。正是这种连带责任的存在，使得企业之间不得不通过契约关系相互监督，寻求双赢而不是双输的结果。

由此看来，现代市场经济与其说是用个人责任代替了连带责任，不如说是用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连带责任对个体行为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达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目的。由契约关系规定的连带责任的优越性在于，个体作为自由签约人，在做出决策时要对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因而至少平均而言，只有满足效率原则的连带责任才会流行起来。许多组织形式的价值正来自于其具有的连带责任的功能。比如说，连锁店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同一商号下的商店相互之间承担着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使得每个商店对客户的承诺更为可信，从而使连锁店比独立的经销店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大企业的优势也与连带责任有关。

认识到连带责任的信息基础，也意味着，并不是任何连带责任都是有效率的。连带责任的激励效果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连带责任的形式必须随生产技术、信息成本、个人偏好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连带责任或者基于效用，或者基于信息，或者基于行为，并且要考虑守法的机会成本、对合宪性的侵蚀、惩罚的界限等。简单地采用“连带责任”，动不动就要集体负责，显然是错误的。

遗憾的是，当代政府常常出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实施种种隐性的、没有效率的“连带责任”。在期货市场上抓不到“捣乱者”，就关闭市场，导致一度出现全民只能炒“绿豆”期货的现象；不能有效管理广告公司、咨询公司，就不予审批新的公司；少数小煤窑发生事故，就关闭所有小煤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更多的审批，更多的管制，更多的程序，更严格的规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变种的集体性惩罚。这些任意扩大株连范围的集体处罚之所以没有效率，是因为有关政府部门在做决策的时候，只是为了“省事”或者基于部门的“隧道视野”，为了规避自己的责任，而没有考虑市场的信息结构，没有考虑社会的机会成本。所以，尽管这些集体惩罚对相关的政府官员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但对整个社会则是无效率的。

现代社会用个人自由和契约关系替代了身份连带责任，身份权退而居其次。但中国仍然存在着许多隐性的保甲制度，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基于地域的户籍制度和基于身份的单位制度[61]。单位制度成了一个融合户籍、人事、档案等多项职能的新“保甲制度”。在信息真实性、有效性等方面，单位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这明显地看出，由于国家缺乏直接通过其公共权力的有效组织来获得信息，将许多职能（信息的获得、衡量、担保和核实）交给了单位。

单位制度显然是国家行政化的结果。企业本来应该是一个基于合约的经济组织，但现行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则将“保甲长”模式的治理方式延伸到了企业制度之中。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法定代表人，他掌握着对外合同签订权，是公司财务的最终控制者，其权限和责任渗透到全部经营和非经营性活动中——他是企业治安保卫工作、雇员计划生育工作的负责人，以单位名义申请游行示威的责任者等等[62]。尽管在财产的构成上，企业不同于其他的组织，但在对内的管理义务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等同于单位负责人。在涉及到犯罪、社会治安等领域，企业领导人更是责无旁贷。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集体性惩罚的滥用，之所以会出现保甲制度的现代翻版，并不是“法定代表人制度反映了立法者代替当事人安排公司控管结构的任意性”[63]，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必然性。

这种原因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时代，从闻钧天为保甲制度的效率辩护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传统中国社会处于一个非竞争的环境中，政府的控制借助于低成本的“人与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和礼法教化，通过法律的激励，以及低流动性人口下的基于社会规范维持的信任和信用制度，从而维持着社会稳定。自鸦片战争以来，尽管规则变来变去，但在政府的控制和获得信息的能力并不能真正得到发展时，面临具体的困境就会回到原有的道路上去。当个人的信息不能完全地被观测、监督的时候，集体性惩罚就是有效率的，蒋介石政府对保甲制度的恢复，以及现代中国隐性的“连坐”，“保甲”，不过是制度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已。

真正的个人责任，必然依赖于一个多层次的，包括法律、社会道德、社会规范、习惯等一系列的社会规则构成的有效制度，能够解决监控个人的信息问题，同时符合现代的民主宪政精神。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变法”，不过是在“制定法”的层面上改来改去，照搬照抄一些书面上的规则，而忽视具体制度下的行为博弈。这样的“变法”是非常昂贵的试验，甚至可能是“换汤不换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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