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愉快状态（如满意，不确定性的降低等）；创造力。行为的产生来源于环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状况。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行为的动机产生于情感的唤起、个人的经历，观察到的他人的经验，社会学习理论承认动机的内在的和个人的背景，以及环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进程的经历）和直接的交流（如个人交流、信息传递等）对人们的动机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奥兰博格[15]提议用这样一个考察迁移的构架： 以个人支持迁移的动机和个人迁移的障碍因素作为发展迁移理论的起点。还有学者认为，迁移动机理论有经济最大化理论、社会流动（追求社会地位）动机、居住满意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等，但要充分理解迁移决策和随后的行为，需要整合社会层次的因素和个人层次动机，“价值-预期”模型是研究迁移动机和决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这个模型中，迁移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行为，与迁移有关的价值（目标）包括财富、地位、舒适、激励、自由、归属和道德观七个方面 [16]。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迁移动机的研究中，研究价值如何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3.3作为过程的决策
尽管有许多关于决策的不同观点，但它们有三个共同的基础。一是面向选择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择；二是评价这些可供替代的抉择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规则和标准选择一个特别的方案。这三个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于第一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谁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和为什么是这些抉择。第二个方面直接触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方面。第三个方面涉及决策规则的问题，被嵌入到关于决策方式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大多数选择理论用静态的方法描述决策，通常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次序对于理解选择和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很少考虑选择的动态方面。作为过程的选择，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 [17]。一是具体的选择和决策规则的构建。二是“序列决策”，即在动态的生命进程中作为经历成分的连续决策。三是作为过程的决策，它的阶段顺序。
鲍格[18]认为传统的“推-拉”理论对迁移微观研究的解释力有限，因为个人迁移决策中包含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达万佐 [19]把迁移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认为迁移收益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得到。他进而建议在迁移决策研究中，使用纵向调查数据、收集影响迁移决策的信息，分析迁移者个人特征对迁移的影响、建立变量解释谁迁移和为什么迁移、解释迁移者对目的地的选择等等。
3.4控制
对选择理论一个最近的贡献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机制对人们的决策和至少部分独立于动机之外而实施的某种决策有显著的效应。将控制融入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可以减轻影响行为的被决策赋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学者批评选择理论过分依赖模型人，在选择概念中，或明或暗地，处于中心位置的动机突出强调个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决定做什么和最终做什么。通常出现在选择理论中作为外部因素的行为限制，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影响，只对行为结果有影响。这就严重限制了选择理论对理解和解释行为的应用性。选择理论加进控制概念有两个意图： 一是增加研究非动机行为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来源，二是在依赖、无知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运用于行为的决策中增加保留空间。
几位心理学家强调人类行为中知觉控制的作用，罗特 [20]区分了内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将其作为对某种行为和随后的表现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在人口学中，控制的内在-外在中心被运用到迁移研究 [21]。另一个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调节动机和表现 [22]。经验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们的行为趋向无效，即使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4.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对于迁移来说，宏观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理论意义，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因为政府按照他的性质来说，一般从宏观角度制定政策，以影响人口的分布和流动。通常影响迁移的宏观因素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态度、文化、制度气候等等。弗里德曼[23]区分了两种宏观变量，一是背景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总的个人特征（如人口的教育水平）；另一个是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个人口的特征 [24]。宏观因素如何与微观迁移行为分析相连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4.1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意识到：要理解学科研究的对象，至少要把所要评论的现象，部分嵌入到产生此种对象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去。不论这些现象是社会系统和制度或个人选择和行为，学科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对象所发展的过程。在各种社会学科中，制度的方法开始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发展展示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范式的特征。尽管人口学的分支领域研究呈现相当大的异质性，但制度的方法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努力，似乎已经有了立足之处。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个人行动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和意义。制度概念的属性不仅包括诸如大学、公司等这样的背景实体，也包括共同的语言等。这些制度构成个人用特别的方式进行选择和行为的微观世界。制度概念还包括更抽象的诸如民主、宗教、性别、政策等社会建构。编制社会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背景不能被解释为静态的，应被看作是动态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建构。在迁移行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对于分析社会背景要素，如市场、亲属关系、法律、教育系统、迁移政策等对于迁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4.2赋予迁移意义和指导迁移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认知的观点认为，可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环境中的制度。社会制度组成一套相对一致的构建现实和指导行为的规则。在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制度解释中，规则设想背景如何成为个体决策者有意义的背景的机制。有学者将规则区分为四种，即或然的、工具的、规范的和解释的规则[25]。或然的规则与习惯行为相联系，这种规则太习性化，不能解释迁移行为的社会模式，除非它有规范性的含义。工具规则指完成任务的技术上的有效性。规范规则指行为受到外部力量加强的影响，它体现了规则的特殊意义，涉及社会规范、惯例、行为准则等。解释规则指关于行动者、参与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类的主观信息，以及关于行动者、目标、事件和条件之间关系的信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规范和解释的两种规则在描述和解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行为模式最重要，他们分别被称为指导行为的规则和赋予意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行为指导的规则和意义赋予的规则为与迁移行为有关的认知、动机结构、决策方式和知觉控制提供了解释的背景。
4.3制度的类型  
从广义上讲，制度通常分为四类：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认社会复杂的结构和组织以及具体的环境影响迁移行为。本文重点阐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社会制度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通过影响动机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影响迁移决策，即激励（或目标）、动机、可能性和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动机的四个构成可以被看作联系环境、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实际决策过程的“中间变量”。家庭有三个功能影响迁移动机：一是家庭作为生计单位，他给家庭劳动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为社会化，培养家庭成员的态度、价值观、责任感和适当的行为，对迁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三是家庭作为社会群体和社会网络，特别是扩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对迁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强调家庭在迁移决策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迁移决策的意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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