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要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拉近贫富距离和缩小城乡差距。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

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必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在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为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包含着二重性后果：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与此相适应，资本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劳资关系：一极是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种贫困趋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贫困化，一种是相对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绝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肇始于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秘密不过是用暴力手段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剥夺’与‘分离’中，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转化为雇佣工人”[19]。不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而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过程并没有暴力手段参预而是平和实现的。农民工，现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解困自救的最重要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务力涌向存在市场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村贫困、探讨21世纪中国扶贫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农民与土地分离相伴生的，还有令人担忧的国有工人与他们工作的企业即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最终制造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在讨论的资本致富的“原罪”问题。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倾向性的看法认为资本致富的“第一桶金”或曰原始积累，至多不过是金钱不干不净。其实，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在于，它制造了并继续制造着穷人与贫困。必须认识到，在穷人与贫困的制造过程中，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负有帮助与支持的责任：优惠的税收及其相关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超越法律法规的种种优惠。认识到这一切，在于提高我们的反贫困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机制反腐提供了有效路径。[20]

第八，书中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论述，对于我国就业政策的制订极富指导价值。对于失业或曰待业人员的有针对性培训，对于就业指导，对于失业人员的救济，对于结构性失业的宏观调控，都有非常现实的应用价值。

资本在制造穷人与贫困的同时，也制造着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后备军与现役军之间的竞争，正是资本低估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前提。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对丰裕的劳动力市场乐见其成。马克思分析指出，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就是劳动人口相对过剩，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生产的一个条件。不仅如此，在资本积累的实际运动中，产业后备军是累进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虽然形形色色，但经常有三种形式——流动的、潜在的和停滞的形式。在这部分人口中，相对过剩人口的最低层，经常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他们通常沦为乞讨者，滞留于几乎每一个经济发达的都市成为。他们中另一部分极端者，可能逐步进入抢劫、盗窃、经济犯罪的行列。

当然，我们今天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所分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但是，马克思的分析具有指导我们认识现实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意义。中国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有其独有的两大特点：一是双渠道，二是速度快。加入到产业后备军中来的，一是从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二是源于“下岗”工人。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在英国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了300年，而在中国，分离出上亿的农民工不足30年。速度之快，宛如脱兔。据最新资料显示，在农村，现今已经成功地分离出1.5亿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工人。而在国企，已经有3000万工人完成“下岗”。如果国企改革继续“民进国退”，“下岗”队伍将还有新的扩大。至于农村，究竟有多少农民分离出来，依我之见，关键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如果土地私有化大规模进展，农民与土地将同样大规模分离，由此将出现全世界最为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路断然不可行。

第九，如何保护广大劳动者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如何保护他们切身的经济利益？我们在《资本论》中同样得到了许多启示：劳动者团结起来，组织自己的工会，与资本进行平等博弈；建立企业调查员制度，独立监督企业违法违规运营行为；完善法律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利益提供法律依据；等等。

必须高度认识，劳动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资本他们是天生的弱势群体。从表面上看，一方是资本所有者，一方是劳动力所有者，资本雇佣劳动两者似乎是平等的。特别是在一纸双方认同的劳动合同的形式下，这种平等性更给人以假象。然而，在私有经济下，劳动力是被雇佣到私企中的，现在流行叫给老板打工。你随时都可能被“炒鱿鱼”，老板掌握你的欲夺大权。所谓我主动辞工，我把老板炒了，这在现实生活中只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微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除非你是一种旷世奇才的稀有资源，否则走一个穿红鞋的，会有十个穿花鞋的候任。其实，在本质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撇开现实生活中各自的社会地位、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社会关系、物质财富支配权这些本来的天差地别不说，资本离开了劳动，资本家仍然可以生存一个时期，而劳动离开了资本，劳动者就无从生存。特别是在劳动力资源过剩的经济背景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加倍扩大，无限延伸。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使农民工一开始就成为劳资关系中的弱势方，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弱势群体。马克思曾以饱蘸无产者感情的笔触写到：“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1] 因而，我们必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抑制资本的劣根性，打造好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经济基础。

第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劳动最终转化为自由劳动，描绘了美好灿烂的画卷，这是每个劳动者的理想与信念。[22]

对于未来社会的劳动，马克思预言到：“(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3] 显然，这种劳动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自由劳动。

其一，真正的自由劳动必须具有“社会性”。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社会性有其丰富的内涵。首先，这种社会性不是指个别劳动在商品交换中借助货币而表现出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即劳动的间接社会性；而是指劳动的直接社会性，即劳动一开始就作为社会总劳动一部分而进行计划、支配的那种性质。其次，这种社会性是指本来意义的社会即全社会的性质。也就是说，劳动一开始就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不是在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范围，而是在“大同世界”这个社会范围。再次，这种社会性，要求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每一部分劳动，不仅是有效劳动，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即既是社会需求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又是全社会平均劳动的那种社会必要劳动。再其次，这种社会性表现为，不是将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也不是将产品作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直接产品来生产，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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