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城市，不仅是经济上掠夺农村的据点，同时也是中央专制政府统治全国(主要是统治农村)的据点。这使城乡间的对立特别尖锐。这一特点决定了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中央专制政权对城市的直接控制，对工商业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城市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自治组织或自治的城市，以及城市的民主等等。城市居民没有区别于农民的某些特权，更没有防止农民流入城市转变为手工业者的严格限制。其结果是“乡村关系渗进城市”②。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农民的流入城市，阻碍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激化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并使商人对统治者的斗争，具有各种特殊的形式。
城市是汉帝国统治体系中的环节(据点)，这个特点的形成，首先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大多数是王公们的城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堡最初都是军事和政治统治的中心。城市商业是因行政(包括军费)开支及统治者的奢侈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便是行政的附属物。在城市以外的农村，仍然是由农业与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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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页。
 
业紧密结合的自给体所组成的，没有发展商业的广阔场所，从而城市几乎是“与这些农村并列地形成起来”，①即城市不是农村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得到充分发展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城乡之间并不是工业与农业分工的关系。在经济上城市不从属于农村，农村也不依赖于城市。城市尚未完全脱离农业，城乡分工很不充分。所以马克思又指出：“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②
    这个特点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秦汉时形成中央专制的统一国家。在经济与交通落后的状况下，要统治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只能首先控制某些统治据点，依靠这些据点来统治全国。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城市在中央专制政体及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有较发达的生产和商业。汉代的城市虽然首先是政治据点，但一般的都是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某些城市主要是因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构成城市物质基础的主要特点，使城市与农村相区别的，是手工业的发达。城市是一种生产力的载体。城市代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它不完全是消费性的。这就是说，它虽带有马克思等西方学者指出的古代亚细亚城市的一些特征，但它还有其他许多属性和特点。汉代城市中的商业超越于生产的发展。与近代的城市相比较，它是商业性的城市。汉代城市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相一致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的地区分布来看，在生产和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数量多，规模大，城市经济比较繁荣。由于汉帝国是个大国，各地区的商业和生产发展不平衡，城市的分布因此也很不平衡。一是从城市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时期是城市发展的时期。反之亦然。社会生产及商业的变化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兴衰。这是两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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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三)在城市生产和经济结构的方面，汉代城市尚未完全脱离农业。这是城乡分工发展不够充分的表现。这个特点的形成，是由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和汉代社会分工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部落或国家的防御堡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保垒中原来居住的是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者，他们兼营手工业，后来逐渐地分离出工商业。社会分工愈扩展，城堡中的工商业愈发达，自耕小农日益分化，日益多的农民从事那有利的、易于谋生的工商业。于是城市中经营农业生产的日益少，经营工商业的日益多。这一发展过程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城乡分工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城市产生的道路与过程。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在两汉时期仍未完成。故汉代城市中尚有众多的农业经营者。在汉代文献上，可以看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长安城中“农服先畴之亩”，洛阳城中“末业什于农业”，以及农民每遇荒年则“离其城廓”①等等记载。这些记载为近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1954年春到1955年，洛阳西郊汉河南县城的发掘，初步揭开了汉代中原地区城市状况及人民生活的部分面貌。这个县城所在的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居住，周初在此建过王城。所以这个县城的状况具有典型性。在汉代，由于它处于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又临近繁荣的洛阳，交通便利，商业相当发达。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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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荒年农民离其城廓的记载很多。如《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卷七二《鲍宣传》；卷八四《翟子进传》；卷九九《王莽传》。
 
许多陶器破片上印有“河市”二字。①从每一个城市的普通居住者的房屋中都发现有五铢、货泉等货币。其中的一个圆囷，存放小五铢钱3000枚之多。这些证明居民与市场存在着密切联系。从出土大批铁器和好几个地方出现数十斤的铁渣来看，城里存在冶铁和制铁的场所，手工业比较发达。但是，从居民居住遗迹来看，这些普通的城市居民却都是农民。在他们的房基及仓困中，存放着铁犁、铁锄、铁铲、铁镰等农具。在他们的房基附近有用于灌溉的水井及水道。他们有放置谷物的、作为房屋重要组成部分的仓与困；有石磨、石杵等谷物加工工具，有从事手工业的铁刀、铁锯、铁斧、铁锤、陶纺轮等手工工具。②这不仅证明城市中普遍存在农业，而且证明城市中的农民家庭也是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给经济。这一切正是社会分工和城乡分工不够充分的标志。
(四)城市中集中了大量人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且不说两汉的首都，而以南阳、成都和临淄为例。根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的记载：蜀郡15县，共268279户，1245929人。其中成都县有76256户，占蜀郡15县总户数的28％，其余14县平均每县只占5％。宛有47547户，  占南阳郡36县总户数(359316户)的13％以上，临淄则更为突出。在战国时，它约占齐国全国人口的1／3一l／2。西汉初年，它占齐郡12县总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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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器破片上印有‘河市’二字的有15片(出自北城探沟中的13片，出自西城探沟中的2片)。其中4片印在折沿盆的口沿上，7片印在小碗的底部，3片印在盆或罐的内壁近底的地方，只有一件是印在器物的外壁上。它的作用应是表明制器的地方和窑号。《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②  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在汉河南县城内偏东地区发掘的四个房基及其附近的仓困中，就发现“铁制工具有犁、锄、铲、刀、锯、斧、锛、钉、锤、勾环等120件，这完全可以看出铁器的普遍使用．城市中的居民使用此种农具，正标志着城乡居民分工尚不显著”。《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154826户)的2／3(即10万户)。①其他城市亦多如此。
    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与它的行政地位有关。作为行政据点，军队，官吏，贵族，以及他们的仆役、佣者和奴隶住在城里。城乡的对立，即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与统治，城乡经济生活的巨大差别，逼迫或引诱着破产农民流亡到城市来。他们中的少数人经营着可怜的工商业，大多数人变成佣人或奴隶。这就是“野与市争民”②的老问题在汉代的发展。其结果，使奴隶在城市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两汉城市阶级结构的特点之一。可见，汉代城市人口的集中与现代城市人口的集中的性质完全不相同。它不是城乡分工和城市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相反，正是城乡分工和城市工业发展不够的结果，是城乡对立得到一定发展的结果。
  (五)汉代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已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是因为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掠夺农村，而且首先在政治上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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