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则百两”。①工商业的发达，引起人口集中。成都一县有七六二五六户，约有三十五万以上的人口。成都的繁荣具有很大的引诱能力，官吏在死时还叹息：“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②成都的盛况可想而知了。
    (五)临邛
    临邛是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典型城市。公元前3l。年，张仪与张若建“临邛城，周迴六里”时，它还是一个防御西南边地民族的军事堡垒。至秦统一全国，迁卓氏、程郑至此后，铁冶业大盛。他们各用僮八百人(或说千人)，“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拟人君”。汉文帝至武帝时，冶铜与铸铁业又兴盛起来。《华阳国志》：临邛县，“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钢，因置铁官。有铁祖祠庙。汉文帝时。以铜铁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及至西汉中叶，利用火井煮盐的生产事业兴起。同书又记：“时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临邛县是因奴隶制的冶铁、冶铜、铸钱、煮盐等工业及对西南边地民族的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兴起主要是因生产的发展。
    (六)临淄
临淄是早期商业城市之一。战国时，齐地工商业发达。“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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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思：《蜀都赋》。
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使者唐蒙将南人，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令叹曰；  ‘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
 
盐之利”，“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①农业生产有优越的条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②战国时，“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蹣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③及至汉代，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政府在此设有三服官。丝织业成为普遍化的手工业，以至“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临淄的铁工业发达，政府在此设有铁官。大商人很多。刁间用“奴虏”和“桀黠奴”逐鱼盐商贾之利而致富。后来的姓伟，訾亦五千万。临淄人口多。战国时，“临淄之中七万户，……下户三男子，……固以二十一万矣”。④及至汉初，人口十万户，巨于长安(到西汉末才八万户)市租达千金，是工商业繁盛的最好说明。⑤可见，临淄是一个盐铁业与丝织业的生产中心和贩运中心。  三、城市的类型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几个城市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汉代城市的类型及其形成、发展的原因： 
第一，一些城市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或统治据点(如全国的首都，诸侯的都城，郡治与县治的所在地)。它们既是帝国统治网的据点(网结)，又是全国贩运商业网的据点(网结)。一方面，国家为了便于发挥其行政效率，必须将其行政机关设置在经济发达、交通方便、人口集中和能够供给统治者以生活品、奢侈品的地方。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之设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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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 
③《战国策·齐策》。 
④  同上。 
⑤ 《汊书》卷三八《高五王传》：“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会促进该地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集中；同时，政府的行政开支和统治者的生活需求，会促进商业的发展。西汉的长安与东汉的洛阳就是这类城市的典型。当它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后，也就随之成为全国的财富中心与交通中心；它们集中了众多的大奢侈浪费者(皇室、贵族、大官僚、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等大奴隶主)，消耗着来自全国的财富及物产中最精华的部分。它们因此成为奢侈品的消费中心，贩运贸易的中心。政治中心的条件制约着其他条件。当它们失去政治中心的条件以后，随之就失去它们为交通中心、商业中心的地位。长安在东汉时显著衰落的原因就在此。①这种城市在全国城市中占着多数。因此可以说，它们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代表汉代城市发展的一般。在亚细亚，城市的繁盛或存在，完全是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的”。② 
第二，一些城市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境外贸易的发展。如臭兰、武威、张掖、敦煌、姑臧、栎邑、上谷、番禺等城市。它们多在边地。一般地说，本身没有发达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周围的农村的生产和商业也不发达。如番禺所在的南方，其经济是“火耕水耨”和“不待商贾而足”。上谷所在的代、种二郡，其人民“不事农商”。③姑臧所在的河西亦如此。它们是孤独地矗立在自给的和生产落后的农村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引者按：指在亚细亚各民族中)，真正的城市只是在那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与这些农村并列地形成起来；或者是在那国家首长及其地方长官以自己收入(剩余产物)换取劳动，消费这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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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安在西汉末年有80800户。东汉时，京兆尹所辖的10个县市(长安是其中之一)共53299户。三辅地区在西汉是647180户，2436360人；到东汉时，只有107741户，523880人．户数减少六分之五。故崔寔说三辅地区“土广人稀”  (崔寔：《政论》，《全后汉文》卷四六)。②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448页，引琼斯语 
③《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 
  
为劳动基金的收入的地方形成起来”。① 
    第三，一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地区的适中和交通的方便，成为交通的中心，从而成为贩运贸易的交叉点，奢侈品的集散地。中山、邯郸等城市即如此。“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②因此，“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③邯郸虽有铁冶业，但它的发达，主要是因为“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④桑弘羊总结全国城市的情况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或作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万(或作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⑤这种城市大多数不是以生产发展为基础的。 
最后，一些城市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工农业生产的发达，特别是因奴隶制商品生产的发达，引起商业及交通的发达。一般地说，两汉的城市与较发达的工农业生产相联系，但主要是因生产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则只有南阳、临淄、临邛等少数城市。这类城市的特点是：有某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如近海、有矿山、火井等)；存在着发达的大奴隶制商品生产；商人们的势力很大。它们的兴衰与商品生产兴衰的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
四、汉代城市的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汉代城市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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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页。
②《盐铁论》·通有第三》。
③《说苑》卷一三《权谋》。
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⑤《盐铁论·力耕第二》。
 
    (一)汉代有各种性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市的兴起有着不同的主要原因(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仅仅是就主要原因来说，各城市是不相同的，因为几乎每个城市都同时具备上述四个原因或条件)，从而有着不同的性质。其中，主要是因政治中心和地方性行政开支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占大多数．从这种状况来说，汉代的城市是政治性的城市，消费性的城市，商业性的城市。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在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在经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疣)”。①中国的城市，在魏晋至唐初的实物经济条件下，虽不如汉代的繁荣，但也未完全衰落下去，主要的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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