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基本落脚点和真正意义之所在。 　 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

　　春秋时代，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众多荒地得以开垦，经济迅猛向前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多，这就为“隐民多取食焉”[5]（《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提供了条件。 所谓隐民就是脱离了生产劳动或失去生活依靠，奔走四方而求食的游民，即自由民，他们向各大氏族投靠，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在政治上，奴隶制逐渐崩溃，周天子开始失势，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这就使原来那些世代相传、为贵族服务的巫、史、卜、祝之类，从宫廷中流落到社会上，扩大了四方求食的自由民队伍，也提高了这一阶层人的整体素质。据《论语》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2]（《论语·微子》）具体描叙了周王室宫廷中司礼、 司乐等一批专家，如挚、干、缭、缺、方叔、武、阳、襄这些人流散到四方各地的情况，有的到了齐国、楚国、蔡国、秦国，有的居黄河之滨，有的居汉水之涯，有的则隐居于海岛之上。这些人都具有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艺，当他们失去宫廷的依傍之后，就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而维持生活，成了我国第一批自由职业者。这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中的“劳务”问题时所说：劳务即服务，“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10]春秋时代这批从贵族宫廷中走出来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就是通过自己在社会上所进行的各种文化服务“活动”，进行着完全独立的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曾经跟击磬襄学过琴，向郯子学过古代职官文化知识，当郯子来鲁，“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5]（《左传》昭公十七年）根据这一记载，再联系孔子“无常师”这一点来推断，以知识技能进行劳务交换活动，在春秋时代，已经是较为频繁了。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进行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他三岁丧父，与母相依为命，苦度光阴，长到十六七岁，母亲又与世长辞，这艰难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干，也逼他走上了一条靠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而谋生的道路。据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 （《论语·子罕》）这类“鄙事”中不但有“乘田”、“委吏”一类的高级鄙事，也包括给人家办丧事，相礼，当吹鼓手一类的活动。所以他年青时代的生活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2]（《论语·子罕》）。 而《墨子·非儒》篇里的记载是：“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可见孔子步入社会后，就从事着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从事过的劳务交换活动。但是孔子又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儒”，因为他除了通晓奴隶主贵族养生送死的仪节外，青年的孔子，就已具备了极丰富的文化知识，并且关心社会，了解时政，有崇高的理想，有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为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到处碰壁，但仍矢志不渝，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直到鲁定公九年，51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又做过小司空、大司寇之类的官，获得过实物薪水“奉粟六万”[1] （《史记·孔子世家》）即二千石俸谷的待遇。但这在他一生中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孔子大部分的时间是从事教育活动，这一活动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伟大之所在，也是他赖以谋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对后者，我想是不必去隐讳的。的确，孔子开创平民教育，主张“有教无类”[2] （《论语·卫灵公》），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穷苦的城市平民，如颜渊等，但其中绝不可能有一无所有的奴隶。因为孔子作为社会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给予的羁绊。所以他的门徒入学时要交学费，“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论语·述而》），就透露了这一信息。但历来学者说这“束修”，即十条干肉，是很菲薄的一点见面礼，如果认真琢磨，烘干的一条肉，不管它大小长短如何，总得看上去成其为一条肉而不是只有寸来长的一根线才行，这样十条成形的干肉总合在一起，虽然不会很多，但重量也不会太轻，按春秋时的消费水平，也绝非穷到彻骨的人所能拿得出，对于受“礼”者来说，也是可以享用一些时日的。这样说，绝不会否定孔子做为教育家的伟大功绩，因为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为学移民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千百年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在官场之外的谋生之道，就是开馆授徒，孔子不过开其端而已。

　　众所周知，孔子出生的鲁国，传统文化最为丰厚，周代的各种典章文物几乎都保存在鲁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孔子的勤学好问，使他年轻时已很有名望，就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并赖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为了学习周礼和古文献，孔子很想到周天子的首都洛邑去，从曲阜到洛邑，千里迢迢，行程艰巨，他凭现有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这时正好鲁国的贵族孟僖子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孔子答应了。这样南宫敬叔也就因此向鲁君建议，请鲁君帮助车马路费，并表示自己愿与孔子同往。鲁君就“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1]（《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孔子进行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的一个突出事例。由此可见孔子收徒，还是要讲交换、报偿的，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经济利益上，而是有他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授业解惑，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对他的弟子循循善诱，做到了“诲人不倦”，关怀备至，师生感情相当融洽。当学生颜回不幸早逝时，孔子呼天抢地，痛哭失声，充满了父子之爱。正是由于这样，所以他才博得了学生们的无比尊重，也才能第一个享受到学生们自觉自愿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消费。

　　孔子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离开祖国在外奔走了14年。在这周游列国，推行其道的漫长岁月里，不少弟子跟随他，为他提供生活上的各类服务。据崔述说：“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11]（《洙泗考信录》卷之三）。这一行人等与老师同艰共苦，并千方百计地为老师排忧解难，这是学生们对孔子无私教育的一种回报。这一现象如果单纯从消费经济的角度考虑，的确具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的实质在，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是完全一样的。”[12]当然，不能把问题如此简单化，更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一种物质交换关系，但是孔子所提供的教育活动与弟子们所提供的生活服务活动，具有了一种交换的原则，这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弟子们给孔子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据古籍记载，从替孔子父母垒坟到孔子外出陪同护卫，一直到日常办饭等，几乎都由学生自觉操办。孔子外出，替其驾车，“子适卫，冉有仆”[2]（《论语·子路》），这是一种服务形式；另外设法为孔子提供住宿也是一种方式，孔子到卫国时，就是由子路安排在自己的妻兄颜浊邹家中的，颜浊邹也因子路的关系，在卫灵公接纳孔子这件事上，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卫灵公礼待孔子，使孔子留在卫国达五年之久。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2]（《论语·先进》）跟随孔子在陈蔡遇绝粮之难， 忍饥受饿的学生，虽然都不在门下了，但老师与学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彼此提供劳动服务，却成了孔门的惯例，这也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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