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用，所以孔子为此事而愤然作色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另一次是作为宰相的管仲，也只因为是“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将消费等同于国君了，结果又遭到孔子的痛斥，说：“管仲之器小哉！”而地位卑下的寒士，除了“衣敝ｙùｎ＠①袍”之外，还要做到“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2] （《论语·子罕》），对社会等级所决定的消费差等，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而安然处之。所以，从“为政”的高度，孔子极力主张缩小社会消费差等；从个人社会地位考虑消费享用，则又极力维护差等的区分。这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企图将当国者的长远与短期两种利益相结合的一种消费经济思想，其用心是极为良苦的。

　　孔子哲学思想中，“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对“礼”的维护，也达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 （《论语·颜渊》）的痴迷程度。众所周知，周初统治者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把殷商时代的巫卜礼仪改造成一整套具有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性质的礼法制度，并大兴礼乐教化加以普及，使人人知礼、守礼，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国家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孔子认为，这一治国经验是可资借鉴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论语·八佾》）所以， 在礼仪上的消费，孔子主张“盛容饰，繁登降之礼”[1] （《史记·孔子世家》），讲究铺张扬厉和形式排场，“子贡欲废告朔之饩羊”[2] （《论语·八佾》），遭孔子反对即为一例。所谓“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颁告朔”。诸侯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称“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或“听朔”。其中颁历书与农业生产等问题有关，“视朔”与勤政相联，所以“告朔饩羊”也就包含着运用这种礼仪形式，来敦促执政者以国事为念而不要荒于政理的用意在内。但子贡为了节省羊只而打算取消这一形式，孔子当然不赞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事关治国理财的“礼”，在消费上是不能吝啬的。

　　外事礼仪中，孔子也认为要张扬。作为使臣，在消费上要有阔绰的派头，以显示其威严与尊贵。接待外宾时，除了表情“色勃如也”和举止“足＠②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表现得极为庄重之外，还要特别讲究服饰：“衣前后，ｃｈāｎ＠③如也。趋进，翼如也”。[2] （《论语·乡党》）要求着装整齐，得体大度，以便在快步向前中使衣角飘动，两袖舒展，有如鸟儿展翅一般。孔子认为，这是使臣所应具备的，至于开销用度的多少，是可以不必去计较的。如果遇上国君会盟朝聘，那更要不惜一切以张大声势。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赴会，孔子就告诫：“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强调迎接挑战，要不惜代价。对随行人员，也必须按高规格进行挑选，说：“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由于这次会盟鲁国文事武备准备充分，人力、物力、财力铺垫厚实，加上孔子在盟会中的揖让进退据“礼”而行，结果使齐侯自惭形秽、诚惶诚恐，“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 （《史记·孔子世家》）会盟以弱鲁胜强齐而告终。这是孔子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业绩，也是孔子高扬礼仪消费的思想得以实践的一次极好机会。

　　但几乎与此同时，孔子又提出了礼仪消费应节约的主张，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2] （《论语·八佾》）这指的是一般性的礼仪消费。在孔子看来，礼仪也是有差等区分的，其消费原则应以社会政治功利来划线分界，凡不属于国计民生的礼仪则从俭，还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定。《庄子·人间世》记载：“回之家贫，唯有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正因为家境如此，尽管“礼”尚厚葬，孔子还是反对门人的意见而要薄葬颜回，说：“称家之有无，有，勿过礼。苟无矣，敛首足形，还葬，具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2] （《礼记·檀弓上》）对“不可不深长思”的礼仪尚且如此，那人们的平常日用，孔子则更要求节约从俭，不能与礼仪消费等同。所以他自己安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2]（《论语·述而》）的生活， 并高度赞颂禹在消费上的差等安排，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2] （《论语·泰伯》）夏禹个人饮食菲薄，而祭祀礼仪安排丰盛；平时穿得很差，但礼服制作则极为华美；自己居住条件要求低，可兴修农田水利则又全力投入。孔子对夏禹这位为治水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古代圣王的追慕与赞美，就在于为有国有家者设计一套理想的消费结构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孔子的差等结构消费观，是以“礼”为准则，以治国安民为目标，以发展生产为导向，以维护等级为前提，而又以缩小差距为手段的一种消费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

　　孔子从“仁”的哲学思想出发，十分重视人的生存权力。一次马厩失火，他关心的是：“伤人乎？不问马。”[2] （《论语·乡党》）对生命的价值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对人的类存在表现了特有的关切。所以他说：“仁者，人也。”[2]（《中庸》第二十章， 哀公问政）这是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承认人就是人，要实实在在地吃、喝、住、穿，进行各种物质消费活动，然后才有可能生存、生活与发展，这是无论贵族、平民、农奴都共同具有的生物本性。因此，孔子曾标榜自己是一个“待贾者”，时刻都在“求善价而贾”[2]（《论语·子罕》）。 当季氏家臣佛＠④据中牟叛，召他，他想去，子路不赞同，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 （《论语·阳货》）承认人首先要设法获得生存权的重要，肯定人对“消费物质渴求”和“物质消费需要”的合理性。

　　所谓“消费物质渴求”，就是通常所说的谋取物质利益，孔子称其为“求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2]（《论语·里仁》），强调爱富贵、恶贫贱是人的自然之性， 其实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属性，特别是随着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贫富、贵贱则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孔子及其弟子积极投身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富贵”自然也是他们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论语》中，“直接谈到富贵，贫贱的有二十二章，此外，其字面无贫富，而所言实为贫富问题或与贫富直接有关者，尚有十五章。”[8]可见富贵在孔子心目中的分量， 尽管他在不同场合流露出甘于贫贱的志趣，但在潜意识里，那“求富”的热情却始终如一。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 （《论语·述而》）再次从自我角度肯定求得物质财富的实际利益是“人之所欲”的正当行为。事实上也只有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欲求，社会才能得以安定，因为“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9]（《淮南子·齐俗训》）。但是， 社会上确有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这在对财产、权力进行再分配的春秋末世，显得更为突出，人们为攫取权力，获得富贵，往往不择手段，甚至置一切伦常道德于不顾。所以，孔子在承认人对生活资料渴求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更关注“求富”的途径与方法，强调取得富贵要以道义为准绳，坚决反对“不以其道得之”。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论语·述而》）在经济活动中引入这种道德评判，对遏制私欲的恶性膨胀，调整在“求取”之中而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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