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态，无疑是能起一定作用的。所以，孔子一方面承认“消费物质”占有欲的合理性，并要求通过“富”、“庶”、“教”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强调取得消费物质的途径、手段、方法一定要符合道义，并以此来规范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防止人的物化，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同从两个不同向度构成一股合力，为其治国安民的总体政治方略服务。

　　由于看到了物质占有欲的现实存在性，并承认其占有的合理性，所以对于“物质消费需要”，孔子的主张是“使足”，即让人满足其消费欲望。当然这种“使足”是有差等的，要根据各自等级名分下所占有的物质多少为度，以构成不同消费平台上的“足”。富有的，可以“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甚而至于“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2]（《论语·乡党》）讲究食品的色、香、味；家贫者， 则只能“＠⑤牖绳枢”而住，“箪食”、“瓢饮”为足，他对自己在周游列国中遭到的冷遇、绝粮等困厄，自嘲为“丧家之狗”[1] （《史记·孔子世家》），表现出对物质匮乏的惶惑与不安。所以，在对待物质消费上，孔子与墨子那“摩顶放踵”苦行僧式的主张是不同的，他并不赞成那种脱离具体物质条件而一律要将消费水准降至同一最低线的作法，这应该说是切合客观实际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才能为各色人等所承认和接受。如果说“使足”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考虑物质消费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知足”是孔子从心理层面上提出的个人消费原则。孔子认为，社会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求无穷，为了“保证国家有最好的公民”，在物质消费上必须倡导要以现实为乐，以现状为安。正因如此，孔子才特别赞赏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2]（《论语·子路》）， 肯定这种始终满足于已达到的消费水平的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考察，这种“知足”心态的保持与完善，不但会使人常具有一种愉快感与充实感而知足常乐，而且能幻化出一种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政治措施的推行提供有力保证，可见孔子对物质消费问题的方方面面，思虑是多么缜密与深远。

　　作为社会的人，消费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消费需要的实际内容来看，不外物质的与精神的两大方面。孔子认识到物质消费是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不是神，不能靠祭肉的香味来生活。但人又是生活在宗法等级有别、尊卑长幼有序的社会结构之中，所以人不能只吃饭穿衣，还必须有道德和具有道德的自觉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 （《孟子·离娄下》）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无道德观念。所以孔子在强调人的物质消费的重要，主张人要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之外，还强调人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样才能区别于动物而成为真正的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2] （《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在对整个消费问题的思考中，认为精神更重于物质。

　　孔子所重视的精神消费，如果从消费需要上考虑，它大体包括了感情需要、尊重需要、思想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求知需要、求美需要等方面。所谓感情与尊重要求，是从社会人际关系着眼的；思想与自我实现需要，是从价值判断上考虑的；求知、求美需要，是以充实和提高自己为目的的一种文化消费。众所周知，人是有丰富感情的，而情感的交流与渲泄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于是恪守“言忠信，行笃敬”[2] （《论语·卫灵公》）的诚信原则，具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论语·学而》）的生活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心心相印，相互尊重，获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论语·学而》）的精神愉悦；也才会有“愿车马，衣轻裘， 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2]（《论语·公冶长》）的消费方式， 而获得个人情感上的满足；最后也才可能出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 （《论语·为政》）的局面，带来精神享受上的超越。孔子不但追求感情与尊重的需要，而且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不止。他一生为推行其“道”而栖栖惶惶，以苦为乐，坚韧不拔，积极进取，正道直行，坚持“中正”的思想品格。他强调为了道义，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2]（《论语·学而》），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2] （《论语·里仁》），甚至不惜“杀身以成仁”[2]（《论语·卫灵公》）， 以求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 （《易传》）的理想境界，从而在这与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的同一性中，获得个人道德的崇高感。可以说孔子就是在这种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织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尊严、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努力倡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 （《论语·述而》）的不断追求精神，他称赞学生颜回在物质极端匮乏情况下“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精神生命所寄的文化价值。这种高尚其志，就是人生追求的深层底蕴。事实上也只有“尚志”，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孟子·滕文公下》），不为物累， 超越自我，使精神得以升华；也才能在思考问题时，从社会、国家、民族的宏观规模和长远目标上对待人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论语·泰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是， 要实现人生价值，要不断超越自我，就要不停地去学习和吸收，这样才能将生命的创造历程与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完美地结合起来。所以，孔子在精神生活中特别重视读书学习，强调“学而不厌”，要求“学而时习之”，做到“温故而知新”。他一生几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读书学习上，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以至读《易》韦编三绝，勤苦如此，堪称楷模。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 （《论语·述而》）强调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是须臾不可停止的。孔子的爱好是广泛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要求他的弟子们除了读书外，还要努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各种本领，以适应社会的多种需要。由于在礼乐教化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特殊，所以孔子对音乐是情有独钟，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音乐理论，懂得演奏旋律的变化规律，他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⑥如也，绎如也，以成。”[2] （《论语·八佾》）表现出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个人更喜欢直接参加表演活动，“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2] （《论语·述而》）在歌声中陶冶性情，获取美的享受。而对于欣赏音乐，则是如醉如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乐之至于斯也。’”[2] （《论语·述而》）文化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使人在生活上获得满足，在精神上倍感充实。所以，在个人消费上，孔子一贯主张重道义轻富贵，重精神轻物质，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 （《论语·里仁》）鄙弃精神空虚，一味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富贵，而在于道义的修养，在于具备高尚的思想情操，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人生的真谛，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也会充满了快乐。而那些专门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道德修养的小人，他们整日苟营于货利，工巧于心计，总是忧心忡忡，不会有真正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2] （《论语·述而》）就是对这不同追求的两种人的心态最恰切的描绘。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在日益丰富的物质面前，注意自觉地“克己”，节制物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在为群体利益的艰苦奋斗中不断完善自我，这就是孔子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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