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纳的赋税也成为真正的课税意义上的税。战国时代，国家授田制的外壳虽然维持着，但农民份地已实际私有化，并出现贫富分化、土地占有不均现象。这一切变化的基础是铁农具的推广，农民个体家庭独立生产能力的大大加强[5]。总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战国时代小农经济取得更为完整的形态，从而导致小农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变化。

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生产生活上的需求增多了，小农能提供市场的产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领主制的破坏，在农民家庭经济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贵族领邑那样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农民经济虽然力求自给自足，但由于规模狭小，总有不能自给的部分，这些部分一般只能从市场上取得；而他多余的产品，或用以换取其它必需品的产品，也只能到市场上出售。因此，战国小农已摆脱从前对领主和领邑的依赖，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   

孟子对陈相的批评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揭示了当时农民“纷纷然与百工交易”[6]的事实，指出“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7]。这种“通功易事”，在《管子》中被称为“交能易作”(《治国》，本文引《管子》文，只注篇名，下同)和“通财交假”(《轻重甲》)。其意思都是互通有无，交换产品。总之，战国小农已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当时市场上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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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第十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参阅拙著《井田制及相关诸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纵横谈》，载《农史研究》1981年第3期。

[4] 参阅拙著《井田制及相关诸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耦耕纵横谈》，载《农史研究》1981年第3期。

[5] 参阅拙著《春秋赋税制度及其演变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6] 《孟子·滕文公上》。

[7] 《孟子·滕文公下》。

二、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

    战国小农要从市场上取得哪些产品呢?《管子》的作者从小农再生产的角度归纳为“耒耜械器，种穰粮食”(《国蓄》)两大项。

    战国时铁农具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普及。《海王》：“今铁官之数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轻重乙》：“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除“椎”以外均为铁制。我们知道，西周时人们仍主要使用木质耒耜从事耕播，农家自己就可以制造或修理这些农具，无须购买，所以《诗·豳风·七月》说：“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据毛传，“于耜”就是修耒耜。是农民自己的活。但铁农具就非购买不可了。正因为这样，《海王》作者提出用每个“耜铁”(即耜的铁刃套)加价十钱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轻重乙》的作者甚至认为春耕即将开始时，通过什伍组织向农民摊售“耜铁”，其收入可抵得上一季的收成。不管这些设想是否曾付诸实现，战国时农民要从市场购买其必需的铁农具，当系不争之事实。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一年一收。收获后农民粮食比较宽裕，但要完纳租税，清偿债务，购买必需品，又由于缺乏足够的储粮设施，他们往往急于出售粮食，而到春耕或青黄不接时，又要从市场购进多少不等的种子和口食。《治国》篇把小农经济的这种特点概括为“凡农，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商人利用这一特点买贱卖贵，“秋籴以五，春粜以束(十)”。《管子》则主张由政府发放农贷，限制商人的剥削。所谓“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揆度》)。种子作为商品在其它文献中也有记载。如《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征》载：“韩昭侯之时，黍种常贵甚，昭侯令人覆廪，廪吏果窃黍种而粜之甚多。”战国大商人白圭也说过“长斗石，取上种”(《史记·货殖列传》)。这些记载表明，战国时农民购买谷种是有一定普遍性的。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又导致劳动力使用忙闲不均的现象。小农经济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生产。《乘马》说：“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这是在份地实际私有、赋税均平合理、家庭独立经营条件下，小农生产积极性高涨的写照[1]。但即使这样，在农忙时也往往感到人手不够。尤其是劳动力紧缺的家庭。过去，这些困难可以通过村社或领邑内的换工互助来解决，现在却不能不求诸市场了。《治国》：“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佣矣。”

    不但农业生产，蚕桑生产的忙月，“口食薄曲”往往也要从市场购取(《轻重甲》)。

    仅从以上材料看，战国小农的生产已离不开市场，流通已成为小农经济物质再生产的必要环节。《荀子·富国》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这就是说，农民富裕了才能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精耕细作，多施肥料，夺取农业的丰产。这些农业投入中就应该包括通过交换取得的农业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农民从市场上购买的物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例如农民普遍需要的食盐釜甑，部分农民需要购买的衣物履冠等等，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战国小农能向市场提供什么商品呢?这需要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结构和水平作些考察。

    《管子》所反映的农业生产结构以谷物生产为主，谷物中又以粟占首位。五谷被认为是“民之司命”(《国蓄》等)，粟被认为是“有人之途，治国之道”(《治国》)。战国的粮食产量，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战国初年魏李悝的说法，是亩产一石半。这亩是周亩，石是大石。[2]《管子》中有些记载比这高。后者如《治国》篇讲嵩山以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轻重甲》说“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每亩二“釜”，也是两石。这和前些年出土的银雀山竹书《田法》关于“中田小亩(周亩)亩二十斗，中岁也”的记载一致[3]。当时的劳动生产率，《臣乘马》有“民食十五之谷”的说法。即农民生产的粮食中农民家庭食用量要占一半左右。以李悝所说每人每月平均食粟1.5石，每年18石算，五口之家食用90石，六口之家食用108石。一个农户耕种百亩的产量应倍于此数，每亩正在二石上下。《揆度》：“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是指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量除自己外能供养多少人。《乘马数》也有类似说法。以“中农挟四”论，一个农业劳动力的产量供养连自己在内的五个人。如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负责供养的家庭人口连本人在内是两个半人。他的生产量除此以外还可以再供应两个半人，正好是一半对一半。这和“民食十五之谷”完全合辙。我在这里是就一般情况算的一笔大帐，撇开一些特殊事例和具体情节。它说明当时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基础的粮食生产已经能够提供可观的剩余。很有经济头脑的《管子》的作者是懂得这一点的。《国蓄》说：“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计本(生产)量委(蓄积)则足矣。”这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和各项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之所以能实行“见税什伍”的租佃制的基础。

    粮食生产以外，战国小农还经营哪些生产项目呢?我们先看《揆度》的记载：

    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丝麻，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

    这里的“亩”是指“东亩”(齐亩)，每一东亩相当于0.64周亩。一人30亩，五口之家150亩，折成周亩为96亩。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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