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表现，即其抽象。它一方面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历史过程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生产关系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必然为开拓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开辟道路，同时，又必然为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开辟道路。新研究领域的出现是层出不穷的，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 
 

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重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

    把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具有各种复杂联系的有机结构的系统运动过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这一基本观点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恩格斯在论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革命的影响时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揭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1～242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以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人类社会联系的清晰图画。正如恩格斯所继续指出的那样，“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同上，第242～243页)可见，用系统的方法揭示社会系统中各要素的现象联系，从而发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重大意义。

    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呢?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的考察，在整体的考察中把系统的多层次性结构与系统的序列性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把考察对象横的联系与纵的联系相结合)，并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对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整体性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任何整体都是可分的，都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即系统。马克思说过：“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2页)恩格斯也说：“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同上，第三卷，第492页)。这就是说，譬如经济史研究所考察的对象——历史上各个时期发展着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几个要素或局部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系统。四肢和躯干的简单总和，决不是活人。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不是相互孤立的、各不关联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运动不是它的组成要素各自独立的运动，而是一个有机系统的整体运动。系统中各个要素，“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同上，第492页)。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握系统的多层次结构。多层次性是系统方法的又一个基本原则。世界是由系统构成的，系统是普遍存在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每—个构成系统有机整体的要素，其本身又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即子系统)，而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系统，其本身又是更大的系统之中的一个要素。由此，系统就呈现出多层次性结构的特征。世界是无限可分的，系统就有无限层次的结构。在研究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时，不仅要考察组成生产关系各要素及其相互联系这一层次，而且还要把生产关系置于生产方式这一层次，将它与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要把生产关系置于生产方式这一层次来进行考察，而且还要把它置于社会形态这一层次，将它与上层建筑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要把生产关系置于社会形态这一层次来进行考察，而且还要把它置于自然一一社会形态这一层次，将它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把所要研究的对象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任何系统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系统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系统由于其所组成的要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而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之中。表现为相对静止状态的量变一旦积累到发生质变的关节点，就会在旧系统的消亡中产生出新系统。旧系统的消亡与新系统的产生是系统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演进的序列关系。这种序列关系表明：新旧系统之间、高级系统与低级系统之间，既有质的区别所表现的更替性，又有新系统对旧系统，高级系统对低级系统的扬弃和继承发展所表现的连续性。历史发展就是这种更替性和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新系统、高级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总是把旧系统、低级系统加以扬弃，从而把它化为自己的“根据”或“前提”，并使之成为从属于自己的因素。把它包含在自己之中。所以历史的发展必然是系统的扩大、丰富和日臻完善。马克思指出：“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35-236页)列宁在表述马克思的这一唯物史观时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 8 9页)。可见，注意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序列关系，抓住更替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人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作定性的分析，而且还要作定量的分析。因为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不但有质的规定性，而且还有量的规定性，质一般要通过量才能来表现。所以，只有对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定量的分析，才能准确地把握系统的质。马克思曾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作了详尽、深刻的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经常运用数学的方法，对若干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作了定量化的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必然会替总体研究开辟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把所要考察的任何一个对象；置于其特定历史条件的生产方式整体中去进行研究。这种系统方法排斥那种把概念和事物做简单比较的研究方法与观点加例子的叙述方法。譬如有的论者为了说明春秋战国之间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的观点，引证司马迁“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例子来加以证明。并且说：当时的社会“变成一个为营利而自由竞争的社会”(《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 63页)。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在处理上述问题时，首先必须把春秋战国之间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这一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整体中加以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首先以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以自然经济的衰落为基础。在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自然经济还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时候，商品经济的突出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把上述研究对象置于当时的生产方式，与当时的生产力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问题就会进一步明瞭化。在农业还是决定性生产部门的春秋战国之间，农业生产的粮食平均亩产量达到“岁兼美恶，亩收一石” (《管子·禁藏》)的水平。五口之家的农户，治田百宙，年产量为一百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汉书·食货志》)所能提供的剩余粮食只有十石。由此可见，当时农业生产中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关系为九比一，就是说九个农业人口仅能养活一个非农业人口。按此比例，当时非农业人口因受农业生产率的制约，决不能超出社会总人口的10%。在这些占社会总人口10%的非农业人口中包括剥削者、统治者、军队士卒、手工业者、商人及他们的家属。其中手工业者与商人的数量是很少的。因此，在这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在这样的人口构成中，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要有突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司马迁关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和“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话，只不过是一种含有夸张手法的文学语言。由此说明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地运用史料，以得出科学的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不但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研究的任何对象置于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整体系统中加以考察，而且还应把它们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系统、特定的自然一一社会形态系统等各个层次中加以考察。研究它们与生产力、上层建筑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研究它们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它们的一般历史发展规律。否则，是难以揭示经济史发展客观规律的。譬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问题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明清时代封建政权所施行的各项政策，对经济基础产生了巨大的带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进展迟缓的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认为主要原因是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牢固性(参见《经济研究》1981年第9期第77页)。毫无疑问，双方各自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证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双方的观点从其本身研究领域的层次来看，都是正确的，都有可取之处。可是，他们并未从社会形态、自然一一社会形态系统的更高层次中揭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入手，联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来研究经济基础、来研究生产方式，那么就会发现旧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牢固性正是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才能发挥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碍作用。同样，封建政权所施行的各项政策，甚至包括整个上层建筑，只有通过经济基础的中介作用，才能发挥其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阻碍作用。恩格斯指出：“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他又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 477—478页)因此，明清时期的封建生产方式内部结构的牢固性和与这种结构相适应的封建上层建筑，两者有机地结合所产生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当时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等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合力，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作用。这才是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认为：不仅要重视经济基础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而且更应重视由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个总的合力”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因为经济基础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正是在这个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表观出来的。所以，要揭示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必需进行经济史的总体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不但要揭示系统的层次性即横向联系的过程，而且要揭示系统的序列性即纵向联系的过程。中国古代经济史所研究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古代史上各个时期依次发展变化着的生产方式。处在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都是生产方式历史发展过程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这个环节与它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着不同的历史特点。同时，这个环节又与它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具有一定的联系。这种更替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就是系统的序列性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排斥对中国古代经济史作静态的考察。有的著作如《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规律性，这无疑是一次开创性的尝试。但是，它没有注意封建生产方式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发展、变化，在提出它的每一观点之后，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去作证明，这就缺乏历史感，抹杀了封建生产方式系统的序列性关系。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中，并不是把生产方式当作几个方面的静止形式的总和来研究的，而是当作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历史过程的总和来研究的。在《资本论》中，逻辑的展开和历史的进程是一致的。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所说：“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所以，静态分析的方法，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方法格格不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最后要求中国古代经济史在总体研究中，要注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结合。对于定量分析，史学界的老前辈、已故的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编著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为进行定量分析作了准备。这是因为确实可靠的数字材料是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由于我国传统的史学不注意数量概念的精确性，史籍所记载的数字材料缺乏可靠性，这就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定量分析带来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今天既要克服不重视定量分析的传统，又要防止定量分析中的主观随意性和不严谨的态度，特别是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各种数据。估计要讲究科学性，要有可靠的史料根据和正确的逻辑推导。如果在定量分析中失去精确性、可靠性和科学性，那么这种定量分析都很容易变成没有意义的数字游戏。尽管要进行定量分析是很困难的，但是科学总是在克服一个个困难中前进的。为了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我们必须在定量分析上下苦功。

    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方法启迪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科学研究以新的认识：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是客观事物内在的整体运动过程。过去人们将它分解为单独的各个部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非取决于它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深入，必将在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之上，出现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总体研究。总体研究，是当代科学发展的新潮流。它将把永远不断地向着绝对真理彼岸前进的人类智慧之舟推向新的里程碑。

    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是开拓，是创新。为此，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熟练地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对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继续进行探索。在这个学习与探索的过程中，需要史学界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本文仅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作了一次尝试，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欢迎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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