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对清朝政府自开通商口岸以求存续的思想有所影响。张建俅《清末自开商埠思想与政策的形成》，探讨1898年清廷主动开放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和江苏吴淞等商埠的思想背景。他认为开埠与三方面的背景有关，来自以夷制夷思想所衍生的均势思想（列强在华均势则中国可以保祚）、重商思想下的开放通商口岸有利说以及主权意识的提升。这种自开商埠对外贸易，不设租界，与条约口岸的开埠性质不同，是清朝政府面对列强瓜分危机时的一种新的应对方式。（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79-110。）

自从清末朝野意识到为图富强而开办新式工商企业以来，重商思想和工业化时潮，直至本世纪30年代依然兴盛。然而1930年代经济恐慌深化时间，农村的凋弊和城乡明显的差距引起当时人的注意，重农言论随之兴起。李宇平《从发展策略看一九三○年代中国重农说的兴起（1931-1935）》即是针对这种现象，将当时提出锐意拯救农村经济的言论，分为货币论者与贸易论者两类，阐述其经济主张。前者以吸引外资为首，主张导引资金下乡致力生产（发展需从国外进口产品的产业）以形成民族资本，纾解乡间通货紧缩、资金不足的困境。后者主张出口扩张，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保护关税、统制贸易）改善贸易条件，强调农业工业化、发展轻工业。这两类言论致力的手段不同，但都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与保守份子反都市、反工业化的重农观点迥异。（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6（1998.6）：199-233。）
（七）其他

除了以上各类范畴的研究之外，尚有部份论文著重整体经济现象变动因素的讨论，或以研究私部门的财货分配为主，或探究经济史料的利用价值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关于整体经济现象的部分，讨论的断限，一为18世纪乾隆时期，一为1930年代。林满红《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系重申其旧作《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中的基本论点，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评论此一旧作的意见所作的答覆。林氏与岸本对汪辉祖的记述，对乾隆朝物价变动、经济景气趋势有不同的意见。林满红以1775年将乾隆朝分为该年之前的A 期与之后的B期，考察人口及货币因素在这两期的变动。她推论A期是经济困难期，货币供给和农业成长皆不及人口成长，因此每人所得减少，人口压力使得粮价腾贵（非民生物资的价格未涨）。B期则是经济繁荣期，货币供给增加，促进农业生产，农业成长较人口增加快速，人均所得增加，此期物价全面上涨但民生充裕。（注：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其《与岸本教授论清乾隆年间的经济》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35-252。 ）岸本美绪的质疑在于：（1）1775年的分期根据不清楚；（2）物价动向并非A 期只民生物资特别昂贵，B期物价全面上涨；（3）货币、人口、农业生产量之间的变化，除了对安南、缅甸的银输入期认知错误、人口数据有问题、农业产量难以估计之外，无法推证这三项变数都呈上扬趋势的情形下，何者上升率较高。（注：岸本美绪：《评林满红〈世界经济与近代中国农业--清人汪辉祖一段乾隆粮价记述之解析〉一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223-234。）

至于1930年代的经济现象，李宇平著有多篇论文，都环绕在这一时期，李氏尤其对中国的经济恐慌问题多所铺陈，诸如恐慌的发生原因、表征及当时言论界的因应策略等等，皆巨细靡遗。就她《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大恐慌对中国经济之冲击（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及《一九三○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若干现象（1931-1935）》二文的归纳，30年代中国经济恐慌的发生，是在农村经济恐慌（国内因素）的基础之上，加上世界经济恐慌漫延而入（外力的冲击），内外两因素交互作用，由农村而至工商、金融界，演变成全面性的经济危机。此中尤以白银流向通商口岸继而外流现象引起时人注意，当时农村金融恶化、通货收缩、物价下跌、莫不与此有关。（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315-347、25（1997.6）：71-118。）

李宇平尚有《恐慌之救济与法币政策的形成（1932-1935）--货币改革说与贸易平衡说的对立与消长》、《一九三○年代中国的救济经济恐慌说（1931-1935）》及《一九三○年代中国城乡问题的思想渊源--所得全面低减说与所得分配不均说的争议》三文，皆叙述30年代言论界针对此一经济危机提出的救济之策。著者将这些言论区别为货币论、贸易论及马克思主义三类。对于解释经济危机的发展方面，这三类言论分别从通货收缩、国际贸易收支逆差、生产关系矛盾角度出发。在因应对策方面，货币论者主张白银征税与管理货币，贸易论者主张开税保护与贸易统制，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抵制帝国主义的农产品倾销与通货战争。不过，随着经济恐慌加深，三派言论最后却一致呼吁采行法币政策。（注：这三篇论文依序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7-174、27（1997.61：231-272、24（1995.6）：605-652。）

有关私部门的财货分配方面，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家族结构与财产分配》，认为皇族的家族结构特质，诸如：设宗人府为皇族的专管单位和经营族中庶务的族长、同财分居形态、族中的祭祀权与公共财产管理权依地位尊卑而定等项，在在都影响皇族的财产分配原则。其原则包括按地位尊卑（是否承继爵位）、嫡庶身分、长幼顺序分配家财，寡妇及孤女亦能分得财产。不过，闲散宗室家族与平民类似，以均分财产为原则。皇族这种分产制度不但造成强房与弱支，也使其间的贫富悬殊问题更为严重。（注：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67-95，及赖著《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页227-264。）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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