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重商、重农主义及自由经济思想的萌生，以至发展成资本主义。在他看来战国至汉初所谓的"大同派的儒家经济思想"，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中所述观点，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论自由经济者若合符节，中国的资本主义即萌芽于这一时期（后因汉武帝实行统制经济而夭折，明中叶曾昙花一现再度萌芽，至20世纪台湾才真正出现资本主义）。（注：《汉学研究》12（1994.12）：81 -119。）

其次，关于经济发展观点与道德论的关系和分殊方面，林丽月《陆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藉明人陆楫《禁奢辨》思想的探讨，认为学界使用"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为架构的研究取径，有时易于将历史上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或学说予以孤立，强调应该纳入当时的学术思想脉络中来看，以及重视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关联性。她认为陆楫崇奢观的务实倾向，与当时其他儒士一样，都是从观察社会经济现况形成其经世理论，而且在源流上继承了《管子·侈靡篇》"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思想，也不脱《孟子》和《晏子春秋》的立论范畴。（注：《新史学》5.1（1994.3）：131-153。 ）陈国栋对于林文加以回应，在《有关陆楫〈崇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学理问题--跨学门的意见》中，他引介相关的经济学学理，诠释陆楫反禁奢思想。例如：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节俭的矛盾性"（pardox of thrift），导引出消费不足（或过度）与国民就业的关系，解释陆楫的崇奢观，即是"奢侈（浪费）有助于人民生计"。意即：个别家庭尚俭虽有助于财产累积，但此论未必能符合整体社会的经济情况，因为经济发达地区有效需要较强，消费活动活跃，工商发达，提供奢华劳务者可得到雇用机会，人民可就业，不应禁奢；经济落后地区有效需要不足，人民难以奢侈，工商服务业不发达，无奢侈之虑。（注：《新史学》5.2（1994. 6）：159-179。）

可见引介西方的经济学原理解释中国经济思想，不失为了解中国经济史议题的一个取径。与陈国栋类似，林满红在《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一文中表示，19世纪前半期的经世学者--"道德派"和"务实派"对当时货币危机（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论辩，近似于凯恩斯学派和哈耶克学派之间的论战。"道德派"论者包括王鎏、梁章钜、吴嘉宾等人，倾向国家统制，以货币发行权象征国家权力的伸张。"务实派"论者，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及冯桂芬等人皆是，较留意市场力量的正面作用。双方论证其货币主张时，皆各自援引中国历史上不同的成功事例佐证，显示中国传统原即存在自由及统制两派的经济思潮。（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161 -203。）

在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及制度方面，郑润培《从汉阳铁厂看清末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就郑观应整顿汉阳铁厂时期的华匠与洋匠管理问题加以探讨，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发展迟缓与厂务管理混乱有关。著者认为，汉阳铁厂呈现的管理问题在于：（1 ）官督商办制度使工厂形成官商两套管理系统，主要管理阶层互不统属，事权不一，且华匠与洋匠的管理各有主管；（2）技术极其倚赖洋匠， 但优渥条件招来的洋匠工作表现不佳，不但职位不称、彼此工作亦不协调，甚至挟其技术评估能力变相拥有用人的行政权力。（注：《东吴文史学报》12（1994.3 ）：107-124。）

就郑润培一文所示，官督商办制度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作业的正常化，但是近代新式企业的营运所遭遇的问题，尚不只内部管理作业方面。根据刘文宾《清末民初的企业管理思想》及《近代中国的企业管理及其演变》二文的研究，政府长期以来以商为末业的价值观，使清末新式企业的营运发展缺乏正当性。他认为对清末企业经营产生最大阻碍的是传统的抑商观念，这使得当时的企业集团多半着手于克服不利企业经营的外部因素，至于企业内部的协调与控制，要到1920、1930年代才真正成为企管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对于百余年来企管制度的演变，刘文宾以企业组织、人事管理及财务管理三类管理要素进行分析。企业组织方面，科层化色彩逐渐加深，包括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发展，以及人事、研发部门的成立。人事管理方面，渐在身分关系取向的传统用人方式之中，带入客观的考核选任程度，对职工素质的提升也有所努力；但企业经营者对低层职工倾向运用控制与惩罚的威权式管理，对中上层干部则倾向敬重与信任的人性管理。至于财务管理，恒为中国企管制度发展中较弱的一环，举凡新式会计制度的推广、成本会计的运用及预算制度，都晚至1920年代才成为革新要务。（注：这二篇文章分别见《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77-115、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53-397。 其《近代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与制度的演变（1860-1949）》（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有更完整的叙述。）
其他以商人或企业家的企业精神、经营理念为主的论文，尚有毛知砺《张嘉璈经营中国银行的理念与作风》，举1920至1930年代成功的个案，阐述企业家的经营睿智。（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2（1995.5）：177-199。）不过，在企业经营理念之外的其他观念，事实上会影响企业主的经营决策。李达嘉在《国权与商利--晚清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中，以晚清诸多外力侵逼时期为背景，探讨上海商人的民族意识与其商务利润考量的关系。他认为商人民族意识的勃兴，除表现在投资新式企业之外，对抵制美货运动、回收利权运动的展开，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参与或面对抗争时，常采取较为务实的考量，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利用同乡同业组织、商人社群中的绅商领导体制、运用与外人的关系和外国领事交涉等和平手段，是他们务实性格之下的权衡策略。（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85-320。）

前述刘文宾著作中曾提到传统的抑商观念阻碍近代企业的经营，与抑商近似的观念尚有贱商、反商，大都是相对于重农观念而发。不过，产生贬抑商人或商业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其阶段上的差异。据陈国栋《春秋战国与秦汉时代的"贱商"、"反商"思想》的研究，追溯对商人特加贬抑或轻视的观念源头时，可以发现贱商思想要到中古时期才彻底发生，更早之前的情形迥不相同。在东汉结束以前，贱商、反商言论自"农战"、"四民分业"这两大思想主流滋生而出，但都是限制商人这类人群的数目，非将商人整体排斥于社会以外。同时，商人与士、农、工其他分业同为正业，四民皆有本业、末业之别，商人并未受到全面的歧视。也就是说，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贱商、反商思想未成为普遍的问题。（注：《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35。）虽然如此，李达嘉《晚清的重商思想与重商政策》认为，1895年以前的中国，盛行农本商末的四民论和重农抑商观念，直至晚清商战论出现，衍生了重商思想，四民论和抑商观念才产生变化。不过，此时的重商思想在意义上有新的意涵，它包括：强调与外国通商的不可避免和重要性，而非针对国内贸易的商务行为；强调商人角色在近代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因此应该扭转传统的轻商态度，对商人加以保护和奖励，并将商人的地位自四民之末提升上来；强调农、工矿业的重要，振兴实业。这股重商思想流行的结果，促使清廷展开振兴工商业的措施，并落实为政府的具体政策。（注：该篇论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内研讨会论文（1994年9月）， 摘要见《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9版。）

清末商战观念兴起，重商思想抬头，这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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