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还通过高利贷形式进行。农民每年的大部分劳动成果，悉被地主阶级所掠夺而去，于是他们为了进行生产，购买生产资料，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便不得不依赖于高利贷了。明清两代，农村高利贷非常流行，各地均出现专以放债起家的地主、商人，至于地主的兼营高利贷活动那就更多，并且形式十分复杂，有放头谷、放蚕债、放苎钱、放新谷，放生谷等等。这种高利贷剥削严重地损害着农民经济。明代李贤在《吾乡说》中谈到河南的情景：

    吾乡地广土肥，民亦竭力其中，而卒无千石之富者，何也?岂上之人侵渔，或下之俗侈靡邪?已而觇之，盖非二者之弊，乃贾人敛之耳。吾乡之民，朴纯少虑，善农而不善贾，

    惟不善贾而四方之贾人归焉，西江来者尤众。岂徒善贾，诡而且智。于是，吾人为其劳力而不知也。方春之初，则晓于众曰：吾有新麦之钱，用者，于我乎取之。方夏之初，则白于市曰：吾有新谷之钱，乏者，于我乎取之。凡地之新种者，贾人莫不预时而散息钱，其为利也，不啻倍徙。奈何，吾人不计焉，一有婚丧庆会之用，辄因其便而取之，

    逮乎西成，未及人囷，贾人已如数而敛之。由是，终岁勤勤，其所获者，尽为贾人所有矣①。

明末周之夔的《弃草文集》在谈到福建农村时说：

    每岁末及春杪，各村农佃早已无耕本，无日食，不得不向放生谷之人，借生作活，及至冬熟时，先须将田中所收新谷加息完债。谷债未了，租债又起。又须预指余粒，借银财主，以还田主租钱。其极贫者，生谷债本，竟莫能偿，只随冬收加息，子什其母，甚有宁负田主租，不敢负谷主债，恐塞下年揭债之路者，如是而收成甫毕，贫佃家已无寸

储矣②。

再如清代的情景，雍正《崇安县志》风俗志云：“耕田者，岂皆病狂丧心乐于抗欠(田租)?收割之后，谷安往哉?大抵一乡之中，每有一二土豪，举放私债。纳银还谷曰青苗，借谷倍息曰生谷，皆违禁以取利。新谷登场，即行索取，穷民德其应急，忘其剥削，先偿所贷，谷已人土豪之家。逮田主收租，颗粒无存，竟未如之何矣”③。康熙《清流县志》云：“清流附郭米石，仅民食半年，上流則资黄锁、乌材、石牛诸路，下流则资玉华、嵩口、*[土+韦]埠等处以益之。往年奸贩包籴，载下洪塘以济洋舡，贪得高价。又安沙黠商，百千成群，放青苗子钱，当青黄甫熟之时，即据田分割，先于嵩口造舡，乃期强载出境”④。在这借债过

 程中，地主经常是小斗出，大斗入，高利盘剥，据载德化地方，“重利伡剥，……往往加利四五犹不以为足”⑤。不论是借谷还钱，或借钱还谷或其他实物，皆可短期内攫取巨大的利息。这样，在陷入高利贷深渊中的农民，他们救死之不暇，那有心于改进生产，这只有大大的限制农业生产的前进，使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的地步。

此外，封建国家苛重的赋税徭役，是农民的另一沉重负担。明代中叶一条鞭法的改革，那只是改变征收手续和统一赋徭项目而已，而人民的负担并没有减轻，并且封建国家还可以任意巧立名目，增加负担，明末有名的三饷加派，即是如此。清代的田赋制度，有地丁、漕粮、耗羡、租课诸项，虽然康熙末年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然州县仍有各种的杂差。更严重的是，拥有大量土地、人丁的大地主阶级，他们利用政治、经济特权，采取各种方式，把赋役负担转嫁在少地甚至无地的农民身上。明代地主有“飞洒”，即把田土飞洒于别人名下，代纳田亩粮差；有“诡寄”，又有虚悬、挪移、乾没、欺网诸种手法。于是，“富室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无地立锥，反多徭役”⑥，“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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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李贤：《古穰文集》卷9。   

    ②  《弃草文集》卷5，广积谷以固闽圉议。

    ③  雍正《崇安县志》卷1。   

④  康熙《清流县志》卷5。   

    ⑤  《德化县志》卷17，艺文，鲁鼎梅：劝谕十条。按明清两代的高利贷利率，官府一般规定不得超过加三，然民间往往违例盘剥，如上引文所谓加利四五的現象，在民间契约中时有发现，试举清末闽南的一纸为例：

    立为胎字人房叔悦宝，承父置有水田一段，坐在外洋社土名中英坂，受种子六斗，年带租六石大，将田尾亲送就与原典主借出谷二斗大，约利息加五行，不敢少欠。如欠者将田尾原主掌管。此系二比甘愿，各无反悔，恐口无凭，立为胎字一纸付执为照。

                            即日收过字内谷完足再炤   

    咸丰二年壬子三月        日  立为胎字人房叔    悦宝

                                        代书    自

⑥  《雍正硃批谕旨》第13册，高成龄折。

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有些地主，甚至直接强迫佃户为其纳粮应差①。这些现象，不仅大大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流动自由，使农民牢固地遭受着封建政权和土地的束缚，从而也妨碍了租佃制的自主发展。

明清专制政府和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和榨取，是很残酷的，伹因土地可以买卖，农民具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于是随着生产力的前进，商品生产的推动，我们也发现商品生产在农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所增加，使得农民内部之间发生一定的变化，农民为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采取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经营方法，提高了生产。同时，又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农民曾争取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如“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并通过抗租、减租占有较多的劳动果实。如《湖南省例成案》又记这里的佃农抗租情景云：

    一霸耕之恶佃，……还少还多一任佃户之主张，而田主听其发付，佃户心喜则还少而缺多，佃户心怒则颗粒而不与，种种恶风不一而足。……每遇业主粮船出运，其佃户例有些须帮费，故任尔业更数主，而佃户始终一家，谓之换主不换佃。……其最恶者，名为祖遗之佃，祖孙父子，世代相传，任意缺租，累年拖抗，此业主永远之貽患也。又有一种附近之佃，业主之田在伊门首，无人敢种，任伊缺租。……更有一种最恶者，名为原主之佃，游惰之农将田卖与别主，而自己仍即认为佃户，买主利其与此田熟悉，十有九允，一落局中，如同陷井，佃种之初，尚还少而缺多，数年之后，辄颗粒而不与。……田主只得哑忍，而恶佃且以为无如彼何。亦有田主不甘，将田另召別人耕种，而旧佃虎踞鸠占，刁恶多端，或将老病之父母．放死图赖，或将撒泼之妇女，辱骂上门，或称价顶之世业，横索陋规，或称肘腋之良田，谁敢接种?于是新佃畏不敢撄，情愿裹足而退，而此田竟为佃户之世业，永无还租之日矣②。

是以在阶级斗争和商品经济的促动下，在农民经济中也孕育有一条合理的道路，就是在明清时代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曾发现有些小生产者，从力耕起家，采取直接经营的方式，到后来的“收犁置耜，召庸保合作，而身为督”，湖州琏川的《沈氏农书》即反映这批江南农村小生产者的要求，讲求生产技术，调整生产关系，以增加收入。明代中叶以后的地方志中曾广泛记载雇农的史料，就是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结构变化的一种标识。据记载，明代中叶以后，江南地区雇工人数有所增长。弘治《吴江志》：

    无产小民投顾富家力田者，谓之长工。先借米谷食用，至力田时撮忙一两月者，谓之短工。租佃富家田产以耕者，谓之租户，此三农者，所谓劳中之劳也③。

正德《华亭县志》：

农无田者为人佣工，农月暂佣者曰忙工④。

嘉靖《吴江县志》：

    若无产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计岁受值者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计月而受值者曰忙工⑤。

①  民国《思南县志稿》卷4，学校志记载这里的学田佃租：“塘头书架岩小坉一份，大小共四十六丘，李大芳所卖出谷一百挑价值铜钱四百五十千文，佃户五世才承认耕种，议定每年收获之时，请首事临田，每十挑先抬一挑，方与佃户均分，每年佃户帮差粮饯一千文，载粮八升。”

    ②  《湖南省例成案》工律，河防，卷1，禁止召佃不许田主索取进庄规礼。

    ③  卷5，风俗。   

    ④  卷3，风俗。

⑤       卷3，典礼。

田于人曰佃，受值而赋事曰工，独耕无力，倩人助己而还之，曰伴工①。

万历《秀水县志》：

    富农倩佣耕，或长工，或短工，佃农通力耕犁曰伴工②。江南地区佣工制的发达，自然是为着稻麦以及经济作物生产的需要，如杭嘉湖的蚕桑，苏浙的棉花，洞庭两山的果树等，皆须深耕细作，多费工力，更促成雇工使用的普遍。同样的，在内地的江西山区农村，也发现江西宁都的“闽佃尝赤贫赁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还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③。湖广则出现客户强于主户的现象，所谓“佃民估客，日益萃集，闲田隟土，易于购致，稍稍恳辟，岁月寖久，因攘为业，又湖田未尝税亩或田连数十里，而租不数解，客民利之，多濒河为堤以自固，家富力强。”④“及其久也，游民或起家，能自稼穡，异时居停者，或稍凌替，致相倾夺，间有田，则游民业也，而赋役皆主者任之，故上户强则役客，而客户强则累上。”⑤又如福建，许多佃户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不顾田租，竞种经济作物：“永邑山多田少，依山者半皆梯田，……比来佃田者，不顾民食，将平洋腴田，种蔗栽烟，利较谷倍，一值雨水不调，拖欠田租，贻悮田宅。”⑥按理说，这种小农经济如果得到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很可能成为农村中资产阶级的前身，可是他们都得不到支持，反遭镇压。       

一————————

    ①  卷4，风俗。

    ②  卷1，舆地，风俗。

    ③  《魏季子文集》卷8，与李邑侯书。

    ④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4，湖广3。

    ⑤  同上书，卷72。

    ⑥  道光《永安县忐》卷9，风俗志，农事。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中国的山区经济，既有自然性的一面，又有商品性的一面。于是在耕种山地的农民中也开始分化。这班耕种山地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外，并兼营其他手工业，如种麻、种茹、造纸、烧炭等①。为的他们垦山种麻，搭棚栖止，于是有棚民、蓝户、菁客、麻民、靛户、蓬民诸称。这些农民，实际上，也是地主的佃户。江西有蓝户、棚民、麻民。

    江西万羊山跨连湖广、福建、广东之地，……各省亦常流聚其间，皆以种蓝为业②。

    袁州接壤于南，为吴楚咽喉重地。百年以前，因土旷人稀，招入闽省诸不逞之徒，赁山种麻，蔓延至十余万，盘据深谷③。

    万(载)邑棚籍一项，其始原系闽广等处失业穷民，荷锸而来，垦山种麻，搭棚栖止。深山之中，或数家为一处，或数十家为一处④。

浙东有靛户、菁民。

　　括婺大木间，……山林深阻，人迹罕至，惟汀之菁民刀耕火耨，艺蓝为生，遍至各邑，结寮而居⑤。

　　崇祯初年，闽人来浙东诸郡，种靛、麻、蔗者，布满山谷⑥。大抵宣(平)山多田少，颇宜麻靛，闽人十居其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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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如光绪《分水县志》卷1 疆域，风土记载这里的山区经济情况：‘分邑居万山中，…山邑中山之利五：日柴炭、曰木、日箬、曰茶、曰淀。原隰之利四：曰桑、曰栗、日桖、曰麻。泽之利一：曰蓬杆。人工之利一：曰纸。柴炭箬麻桖蓬杆六者之利，通邑所同，桑栗东北乡之利也，木与淀西南乡之利也，纸则北乡之利也。然种淀多闽人，种麻皆江右人，虽为利而非土著之利。”

    ②  《明隆庆实录》卷26，隆庆2年11月乙卯。

    ③  《袁州府志》卷5，武事，驱逐棚寇功德碑。

    ④  同治《万载县志》卷7，学校。

    ⑤  熊人霖：《南荣集》文选，卷12，防菁议上。

    ⑥  民国重印：《遂安县志》卷8，纪事。

    ⑦  乾隆：《宣平县志》卷9，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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