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协作妨碍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另方面，不能把场内分工多少作为工场手工业的标志。

恐怕最重要的还是看一个资本雇佣下的劳动者的数量。这需要具体分析。例如采矿业，史料记载，动辄几千人、数万人。若说一个矿场上，几千人几万人都有人给他们发工资，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很可能是小生产者或从事副业的农民，矿商或冶坊主收购其矿砂而已。煤矿例外，因一般需开竖井，金属矿则多是挖窿或采散砂。又如冶铁业，常有“每炉聚集二三百人”，“一炉多至五七百人”的记载。哪会有那么大的资本家？这是把采矿、烧炭、运输的人夫都算进去了。矿砂和炭，很可能是向小生产者收购，运输可能是按件向个体劳动者付运价。一个冶铁炉，所需不过50人，这也够成为工场手工业了，但在铜、银、铅等冶炼上则未必。四川井盐业是工场手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但它用工最多的是“担盐之夫”、“盐船之夫”，其次是“挑水（卤）之夫”。前两种都可用按件或按程计价的办法解决；担水夫则史料有记载，都是临时工。一套井灶所雇用的固定工人大约不超过100人。富荣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1，200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用固定工人500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
结 论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在《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含义，而以为资本主义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机器隆隆作响的工厂。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就只能在精神上去找原因了。其后，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三阶段的历史，但是，中国并没有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因而，外铄论又助长了否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论断，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理论根据。

1936年，吕振羽同志在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形态）的概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讨论到这个问题。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努力，这个问题应当说已基本解决了。

历史上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第一卷有一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要把机器、生活资料连同工人一起运到澳洲或美洲，才能建立工厂。而到那里后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工人，甚至带去的工人也离开工厂，去做拥有自己土地的独立农民去了。“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

但中国不是这样一块“反抗资本迁入”的处女地。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炼工人。事实上，第一家外资工厂，即1845年广州的柯拜船坞，就是收买原来中国手工船厂的泥坞建立的。后来在上海建立的外资船厂也是这样，它们并通过行帮，利用中国技术工人，实行包工制。第一家洋务派的军工业，即1861年的安庆内军械所，也是在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即上海发昌机器厂，原来也是一家工场手工业，1869年采用车床，就变成机器工业了。无论外商、洋务派或民族资本家，当他们建立丝厂、棉纺织厂时，都毫无困难地找到女工。因为妇女离家进厂，已由资本主义萌芽铺平了道路，并于光绪初清政府的一场廷议中解决了。

然而，理论斗争并没有结束。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国外，曾流行一种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理论。这种理论，多是基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偏见，也有的是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解。其结果，都是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的近代化，寄望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这种停滞论彻底破产了。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在国外，主要在美国，随着发展经济学的流行，又出现多种关于旧中国的“不发展经济学”。其中有些理论如“传统平衡”（Traditional equilibrium）的理论，“高度平衡制约”(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实际是停滞论的翻版。因“平衡”失去内部动力，中国经济的“起飞”或打破平衡，就只有依靠外国资本主义到来了。

这些理论，一般是只注意生产力，忽视生产关系的演变。但也启发我们，应当从生产力、积累与消费，以至人口与环境，特别是从计量分析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规模、结构和发展速度，要有正确估计。我以为，过去是有些夸大了。总的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直到鸦片战争前仍是十分微弱的。农业和棉纺织业中缺乏资本主义萌芽，尤为致命伤。

近年来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在不同地方几度出现，兔起鹘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并无直接关系。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中断了；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并不是萌芽的继承和发展。这可称为中断论。
本文开始时说过，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延续性和导向性，除非有不可抗力量，它不会夭折。在西欧，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和北欧低地国家某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后来衰落了。这是因为东西方贸易的航路改变了，或是因为荷兰的舰队败绩，为英国所代替。对于这些城市的工商业来说，这都是不可抗力量，因为这些城市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是在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中国，如佛山的冶铁业，后来衰落了，那是因为广东的铁矿枯竭了。云南的铜矿业也是这样，至今不能恢复。再如陕西南部的木材采伐业，由于只伐不植，老林砍尽，并由于生态破坏，连同当地的药厂、纸厂，一起衰亡了。这都是不可抗力量。

我国的传统手工业，在鸦片战争后，受到帝国主义商品入侵的破坏，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同归于尽。但这一点，常是被夸大了。据我们考察，这种破坏，主要是在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农民家庭手工业方面，尤其是手工棉纺业，而不是在独立手工业方面。有人考察了32个传统手工行业，鸦片战争后衰落的有7个，继续维持的有10个，发展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有15个，另外还有新兴的手工行业1个。并且可以看出，在我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近代纱厂，是另起炉灶，面粉厂就不完全如此，机器厂大部分是继承来的，轮船业也有原来沙船业的资本。我们考察在清代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行业，它们在鸦片战争后，只有踹布和刨烟两业被外国商品所代替了，蓁都继续维持下来，并有9个向机器生产过渡，它们代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流。

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不仅是研究历史，也是一场理论斗争。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但绝不能夸大。当前，应当重视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的研究，因为，这大半也就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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