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要道工商业城市的兴起，才真正反映商品流通的扩大。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而县以下的工商业镇市的兴起，尤具重要意义。

第三，区域市场，如通常“岭南”“淮北”这些要领以及一般省区范围内的市场。它们是由同一自然条件和共同生活习惯形成的，一般不反映生产的地域分工，而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原来所谓自然经济，并不是一家一户的自给自足（那从来是不可能的），而是指氏族、村社、封建领地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因为绝大部分经济条件可以“直接从本经济单们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不过，就一个省区范围来说，究竟它已为商品交换所补充了，尤其是区域内城乡之间的交换，反映一定的社会分工。但反过来，区域内自给自足的发展，有时也可招致封建性割据，而不利于商品流通。

第四，突破区域界限的大市场，亦可称为全国性市场，相当于西欧的民族市场。这种市场的流通，也就是长距离贩运贸易，包括海外贸易。这种贸易才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前提。不过，我国从来不是个海上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基本上依靠国内市场。

我国很早就有了比较发达的长距离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香料宝货等奢侈品贸易和土贡式的地方特产贸易。这两种贸易，其对象是已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因商业的有无而影响生产方式；其消费又限于皇室和贵族，纵有影响亦微不足道。明中叶以后，贩运贸易才逐渐以民生用品为主了。

我国几条千公里以上的贸易路线，除从闽、浙出海的南洋航线开通较早外，南北大运河是明初才全部开通，从上海到华北、东北的北洋商运（非指官漕）到明后期才居重要地位，而长江航运是清代才畅达上游，汉水和西南水运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

商人资本的大规模货币积累，也要靠长距离贸易。小地区内的剥削可以积累财富，但不能积累资本。所谓里有人君之尊，邑有公侯之富，但出不了资本家，资本家的腿要长些。即使是封建性的大商人资本，如徽商、山西商、陕西商、海商等，也都是在明后期才显赫，是在、茶、布、木等长距离贩运贸易中发展起来的。据我们考察，这些所谓大商人的资本，在明后期还是50－100万银两的规模，到清中叶以后，有些就可以1，000万两计了。

尽管如此，总的看来，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相当薄弱的，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试分析一下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市场。

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上占第一位的商品是粮食，占第二位的是棉布。但如除去农民在地方小市场上的粮食调剂，也除去非商品性的田赋和返销粮，则粮食的市场价值略与棉布相等。粮食的商品量约有220亿斤，占产量的10％，价值约1.4亿两。其中绝大部分是在区域市场销给非农业人口，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主要是运往江浙和闽广的经济作物区，不过30－35亿斤。棉布的商品量约有3亿匹（按土布第匹3.633平方码计），占产量的50％左右，价值约1.5亿两。它是分散在全国近半数的农民家庭生产的，因而其销售也主要是在区域市场和地方市场，进入长距离运销的，不过3,000万匹，价值较粮食为小。

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是粮和布，国民经济中最大量的交换也就是粮和布的交换。这种交换，看来是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而实际是农民之间的劳动交换。可以设想这样一幅图景：几乎每两家农户中即有一家织布，他织的布，除自用外，拿去换取邻人的余粮。这实际是我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状态，也是这种状态下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双方都是小生产者，朝阳 把自给有余的东西拿去交换，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牟利。因而，尽管他们有的已是小商品生产者，也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

我国很早就存在着盐民、渔民、樵户、猎户，他们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不如把他们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他们是因为盐不能当饭吃才进入交换的。纺织农户也有类似之处，因土地不足，或租税过重，以织代耕，概属常见。马克思论封建时代的城市手工业说，虽然他们是为交换而生产的，但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持生活，“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6页）

当然，这是就市场主要部分说的。粮和布已有了一些长距离贩运，但还不能改变生产方式（尤其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棉纺织业中引起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在经济作物的加工中，长距离贸易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如茶、烟、甘蔗的加工，以及竹、楮造纸，商品量都不大，在市场上所占比重甚小，但都有商人长途运销，并都有海运，茶、糖还出口外洋；在生产上，它们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反之，如酒，酿造量很大，但和西方葡萄酿酒不同，随地可以生产，没有远销，也未见资本主义萌芽。
自由雇佣劳动

自由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但是，不能从自由雇佣劳动直接引伸出资本主义萌芽来。

我国历代都有大量的流民，他们已摆脱土地束缚，并且是“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除乞讨寇盗外，就形成自由的雇工。当资本主义出现时，就遇到这种雇工的“现成形式”。

对于封建社会的这种自由雇工，马克思曾讲过三种情况。（1）他们不是被用于生产劳动，而是用于增加雇主享受的服务。（2）他们已被用于生产劳动，但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而不是生产价值。（3）雇主也出卖产品，“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但出卖的只是多余的产品，以换取奢侈的消费，因而只是“伪装的”劳动力购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68页）在这三种情况下，支付给雇工的都不是垫支资本，而是雇主的收入，因而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到清代，雇工已多半是“无主仆名分”“同座共食”了，但上述三种情况，尤其是在农业雇工上，都还值得考虑。

郭老（沫若）说了研究奴隶制和封建制，先看劳动者，分不很清，因为奴隶和农奴都很苦，史料记载差不多。后来看奴隶主和地方，倒比较容易辨别。我想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也是这样。不能单看劳动者是否人身自由，还要看雇主。“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雇佣劳动与资本》第29页）就是说，要看他们是受雇于资本呢，还是受雇于别的东西。

资本的古老形式是商人资本，它作为货币财产，在历史上是与地产权力相对立的。所以，如果雇主是商人，问题比较简单。如果是地主，就麻烦了。凭土地权力雇工，无论工人自由与否，都与资本主义不沾边。原则上讲，地主作为地主，不能变为资本家。因为土地不是资本，也不能转化为资本，只能转化为虚拟资本。马克思讲产生资本主义的二个途径、三重过渡，都没有地主变资本家一条。地主变资本家，比他们进天堂还难。

然而，我们所遇到的，往往不是单凭土地权力，而是凭他们积累的财富来雇工的。这就涉及到经济史上的国民积累与消费的问题。近来国外颇有人研究，有人认为，到乾嘉时代，我国的国民积累已趋于零；有人则认为，乾嘉以来，积累增至国民收入的22％。据我看，关键在于他们都没能区别不同性质的积累：（1）封建积累－地租及其转化形态；（2）货币积累－主要是商人资本；（3）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称为真正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不同，它不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一个爆发过程，在鸦片战争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依靠货币积累，而封建积累是使用价值，很难转化为资本。

鸦片战争后我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时期，确有不少地主投资于近代工业，我们考察到的有113人。但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土地主，他们大都与洋务、税政、通商有关，并有某种官衔，他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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