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主要不是来自地租，而带有原始积累性质。

农业资本家并不是把地租转化为资本，而是依靠货币积累，其条件是地租之外，出现经营利润。地租转化为资本（经营地主），也需要同一条件，而这个条件直到二十世纪还很微弱。前面我说旧式富农不是资本主义，就因为他们的财富（和新式富农不同）大半还未转化为资本。不仅在农业上，在采矿业、山林业以至四川井盐业中，有些人的投资也是不能作资本看待的。乃在农产品加工中，也有这个考虑，如甘蔗制糖，台湾有富户开设的“头家廓”，广东有上农开设的“一人一寮”，文献未详，只好存疑。

在富户以及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富裕户雇工中，还有个雇工数量问题。过去我们常把自己参加劳动、雇工不多的小业主，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划入资产阶级，这是不科学的。1980年才把他们划出来，“资产阶级”一下子少了四、五十万人。最近，又有雇用师傅一人、学徒三人、帮工二人都不算资本主义的规定。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更要注意，因为当时的手工劳动中剩余价值率是很低的。史料往往不分业主、家属和雇工，笼统提若干人，我想如所讲在十人以下，可以不去考虑它。

在小生产者分化的场合，还有一种情况。有个大家熟悉的材料，即苏州丝织业中，“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蒋从化：《西台漫记》卷四）这些小户，虽出卖劳动力，仍然是机户，不过是失业户。大户也是机户。大小户之间的关系是临时性的，今天你呼我织，明天另走他家。“在那里也存在着对资本的依附和雇佣劳动，但还未形成任何牢固的形式”，“业主同工人之间的差别较小”。（《列宁全集》第3卷，第393页）这种雇佣劳动，我看不能算资本主义。这是明代的事。依此，元末《织工对》中的织工竟那样来去自由，也就不足为怪了。自由，自由，正因为他们还未牢固地依附于资本。

另一方面，也有雇工不很自由以至很不自由的情况。其一是许多雇工并没有脱离土地，有些还是一到耕种季节就要回家去种地。“因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使工人完全离开土地，可是，它丝毫也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1卷，第189页）事实上，直到二十世纪，我国许多近代产业工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其二是行帮的束缚。不入帮的不能就业，入了帮的又不能自由就业。行帮以清代为盛。它当然有封建性质。但它是由雇工组织的，是因有雇佣劳动制度才产生的，只能说是资本主义中的封建主义。后来，在民族资本的大机器工业中，以至在外国资本的大机器工业中，也都存在。其三是把头制，走到极端的如煤矿业的关门锅伙，“一经诓入，即同黑狱”。这也延续到后来的外资企业和华资企业中。它不仅是封建性的东西，还有奴隶制的东西。这只能依靠具体分析。如清前期北京西部的煤矿，有关门锅伙，有开门锅伙，也有自由雇工。就我们所见材料，自由雇工还是主要的，总的说，仍然可算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别的地方的煤矿，就不能一概而论。

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

撇开农业上经营地主和富农，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大体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这实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个途径。

马克思称之为“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直接一词未悉何意。不过，象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列包买商的五种形式，其前三种我看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这里，商人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尽管可以控制市场、价格以至原料供应，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否则，买青苗的情况非常普遍，亿万农民都进入资本主义了。其比较直接的，如江西纸坊的压槽，广东糖房的贷本，也还是停留在借贷关系上。以棉纺织业而论，明代嘉兴已有商人“以棉换布”之事，清代续有发展。但这种交换是“较其中幅以时估之”（《南浔镇志》卷二四记1809年左右事），即先估时价，只是成效时免除秤银找钱手续而已。并且布产区多在棉产区，商人亦无垄断作用。大约在棉纺织业中，“以棉换布”不能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到“放纱收布”阶段，才产生真正的包买主；而“放纱收布”和“放机”是在二十世纪有了洋纱（机纱）之后才出现的，土纱不能放（甚至在洋经土纬时还不能放机）。这也是我国棉纺织业未能出现萌芽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丝织业中的帐房可称为包买主的典型。它不仅支配织绸的机户，而且支配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并且大多是计发工资形式。因而掌握全部生产过程，是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丝织业在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出现，而到清前期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主制所代替了。和过去我们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萌芽中，并没有一条由商人支配生产向工场手工业发展的规律。

善于包买主的言论虽然很多，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我产还只是在丝织业中看到；另外，佛山的铁钉、土针业，景德镇和石湾的红炉业（釉上彩）中有一些，只不过是冶铁、瓷器中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在农业和农家副业中的包买主制，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起来的，我们不作萌芽讨论。这大约和明清两代的牙行制度有关，商人不能和小生产者直接打交道，也就无由产生包买主。

在资本主义萌芽中所见的商人支配生产，主要不是包买主制，而是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商人雇工生产，在农产品加工中最为普遍，从砻、磨直到油、酒、酱、醋。它们多半是前店后厂，也有的是附设作坊。按说既是商人雇工，即是受雇于资本，为市场而生产。但是，要确定它资本主义性质，还必须有雇工规模和生产关系的具体材料。据我们考察，还只有某些地方的制茶、刨烟二项比较肯定。此外，棉布加工中的踹房，虽已独立出来，但实际是布商发工资，仍可视作商人支配生产。至于商人开设的纸槽、糖房，则多半已独立成为工场手工业了。

商人投资设厂和商人雇主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投资是否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商人在陕南开设的园木厂、枋板厂，投资颇巨，但所产木料，一般仍是由该商人运出山来，以至运往外省销售。这里，投于木厂的资本并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其利润也主要是运销利润，并由信在大城市的商号统一核算。反之，如京西煤矿，也是商人投资，而所产的煤大都是就地卖给贩运商，煤矿的资本也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它就不是商人支配生产，而工场手工业了。
商人支配生产，还有一种形式，即商人租地种植茶、果木、蔬菜，以及如在陕南所见的木耳厂、黄连厂之类，也都是雇工生产。并且，商人是把种植、加工、运销联合起来，统一经营，可说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高级形式。它和经营地主不同的是，它已摆脱土地权力，单凭资本权力来经营的（也有商人购买茶园之例，但那也是资本购买生产资料）。

说商人支配生产不改变生产方式，那是指包买主而言，在商人雇工生产的场合，就多少改变生产方式了。不过，更多的革命作用，还是工场手工业。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也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主。

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恐怕不能过于强调，不能和《资本论》中所述西方工场手工业时代（而非萌芽时期）的情况并论。有些行业，如采矿以至航运业，本来没有多少劳动分工。有些行业，如造纸，虽说“过手七十二”，实际一人可兼不同工种。而更多的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的瓷器业，即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乃至一行只生产一种产品，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也就十分可怜。重型的如四川井盐业，轻巧的如苏州丝织业，都有类似情况。一方面，小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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