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利益”是核心。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抽象的，具体的贸易和交易都是发生在厂商、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具体利益主要体现为个人、厂商或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个人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国家利益的最直接表现，国家也只有代表、维护个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存在的必要。国家相对于其国民而言是一个集体，全体国民组成的集合；但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它又是一个个体。因此，方法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分析国家行为时都适用，二者互为补充。 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注：详细内容见李增刚：“溯因、归纳与演绎”，《山东经济》，2004年第1期.）
    演绎和归纳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就说明了归纳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归纳是从众多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与归纳不同，演绎是从假定前提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结论。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Mill)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都曾强调这两种方法同时运用的重要性。“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　”（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1页.）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非常恰当地同时运用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
    另外，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如“经济人”假定，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从来都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个假定能否产生值得怀疑。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并不是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凭空杜撰的，而是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他正是从交易费用不为零这个假定出发，解释了企业性质的解释（注：科斯：“企业的性质”，中译文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又是—种演绎分析。
    与归纳和演绎非常相近的还有一种方法，即溯因(abduction)。它是指结合已知公理、假说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理论性命题的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这个术语很少见到，但是其做法却一直被使用，如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这是为了解释一个一般现象，即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起初不断下降；然后随着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环境质量又逐渐改善。经济学家提出了四个假说对此进行解释：(1)环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弹性随收入增加而不断上升；(2)当人们更多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愿意分配更多资源控制污染；(3)贫穷国家自己无法实现他们扶持和引进工业带来的繁荣。污染工业虽然在工业化国家受到排斥，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大受欢迎；这些国家只有富裕后才被迫治理环境，清洁空气；(4)可以假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分与贫穷国家不同，因此存在一个逐渐向清洁工业和经济活动进步的自然过程（注：参考Daniel W.Bromley,2002,"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the Essential Logic of Pragmatism".http://www.aae.wisc.edu/bromley.）。
    从这些分析看，归纳、演绎、溯因都是经济学基本的研究方法，缺一不可。归纳法虽然受到各种批评，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理论来源于现实；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但其基本假定却离不开归纳；溯因强调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在用理论解释时提出新的理论。另外，现代经济学特别强调实证，实证案例的选取以及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五、长期与短期
    传统经济学经常不考虑时间因素，从而也就没有静态和动态、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时间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至关重要。马歇尔最早区分了长期与短期这两个概念。（注：卡罗·帕尼科(Carlo Panico)，“长期和短期”，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60页.）他指出，在短期内，“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但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他接着指出：“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注：马歇尔的引文见：《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5～66页.）现代经济学家从生产的角度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是，“在短期内某些生产要素是固定的，……；在长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变动”（注：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从本质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是长期均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市场的自动调节、市场出清等问题都是针对长期而言的。例如，市场供求通过价格自动调节，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降，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实现供求平衡；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供给量增加，供求也会实现均衡。但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供给量虽然能够在非最优规模上增加，但产品的生产本身也需要时间。我们还可以将从“生产”角度区分的“长期”和“短期”扩展到制度分析，长期内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变化，特别是宪法，国家整体等都可能变化；而在短期内只能发生宪法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换句话说，在短期内，所有主体只能在既定约束下，选择最优的制度；而长期内，它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改变制度选择的规则，即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所谓的“宪法”。
    按照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没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市场调节会使宏观经济自动实现均衡。从长期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市场似乎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均衡，但政府往往需要解决短期问题。正如凯恩斯(Keynes,J.M.)所指出的，“长期”往往使人踏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注：正如有人在批判传统经济学时指出，在暴风雨季节到来之时，这批人只能告诉我们在它逝去之后，大海会恢复平静。然而，谁都知道，此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些什么。参见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见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7页.）在现代国家，执政者的任期是有限的，是选民定期选举出来的。从完全放任自由的角度看，政府的最优决策可能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不作为。但是，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时，执政者不可能无所作为，任宏观经济自由波动，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从人的行为看，具有短期眼界和长期眼界的人会表现出巨大差异。例如，一个具有长期眼界的统治者会通过适当的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等谋求长期利益；而—个流动的帮匪则通过竭泽而渔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注：MaNCUR Olson,Power and Prosperity,Basic Books,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2000.他进而指出，人们在高呼“国王万岁”时是发自内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预期具有长期的眼界的统治者不仅考虑短期利益最大化，还会考虑长期利益，从而可能会制定长期政策，确定适当的税率等.）。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执政者采取经济学家的观点，任何国家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采取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甚至通过宪法规定下来，不得变更。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当失业大量增加时，执政者不可能用“长期”安慰选民，他们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失业工人需要的也不是“长期”安慰，而是生存问题。因此，政府可能就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虽然大量研究表明，采用贸易保护政策维持就业代价高昂，并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要远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即出现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但执政者除了追求经济效率外，还要考虑社会稳定，执政者至少在其执政期间不希望发生社会骚乱。执政者任期短期化，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就决定了现实经济决策与理论之间的差异。 六、结束语
    经济学作为科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方法。科学研究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实证与规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决定了研究的视角，是构筑理论的基础。当然，经济学方法论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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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Daniel W.Bromley,2002,"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the Essential Logic of Pragmatism".
    [3]　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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