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1页.）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够从逻辑上经得起推理，并且能够经得起检验。所以，经济学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注：其实，理论与假说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因为“假说是较低确证度的理论，而理论是较高确证度的假说。”见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也就是说，假说是尚未经过大量检验或被论证而被普遍接受之前的命题，而理论则经过了大量的检验，特别是经过了逻辑推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宽泛意义上讲，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而这三个方面的技巧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的区别。（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章.）他把历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注：熊彼特为了论证经济史的重要性，还特别说明了如果要他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做出惟一选择的话，他将选择经济史，有三个方面的理由：(1)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2)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3)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见熊彼特(1991)，第32～33页.）他还特别论证了经济理论的形成，即在假说、假定等的基础上，通过创造一些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形成经济理论。（注：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9页.）历史和统计的作用就在于发现与验证假说。因此，理论的发现既需要从历史或现实中发现问题，也需要逻辑的演绎推理。（注：既然写到历史和理论推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提到卡尔·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看，这涉及经济研究的两条不同思路：一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主要是使用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hypothesis)，这种假说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也可以是别人提出的；二是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应该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注：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对国外经济学博士论文做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区分。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5～6页。其实，这种区分在一般的经济研究中也完全适用，要么提出假说进行证明，要么对假说进行验证.）。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所谓实证分析，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和价值有关。前者关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换句话说，“是”和“应该是”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判别条件。据此，描述经济究竟如何运行的或人们的行为到底怎样的学问便被称为实证经济学；而那些充满激情的赞美或诋毁（“应该”或“不应该”）某种经济运行机制或人们行为的做法，则往往被人们贴上规范经济学的标签。
    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绝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休谟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命名为“休谟铡刀”（注：休谟的这句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页。马克·布劳格在该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这实际上指出了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N.W.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解释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差别。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是只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注：N.W.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休谟和西尼尔只是指出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而对实证和规范研究做出明确分析的当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 Keynes)。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what is)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是否具有可取性(what ought to be)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它关注人的理想，而与实际状况无关。”（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有许多学者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从整体上看都在实证分析一边。在他看来，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理论应该根据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进行检验”（注：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文见《弗里德曼文萃》（上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句引文分别见123页、125页.）。
    除了像弗里德曼那样坚持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外，也有的学者积极倡导规范分析，如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他指出，“价值赋予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带任何偏向的研究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决定了概念的意义、模型选择以及对观察的挑选等”。这实际上说明了实证研究也受规范约束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背景，从而观察事物时就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说得更绝对一点，坚持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选择实证分析而放弃规范分析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既有实证研究，也有规范研究。对不同国际贸易政策的福利影响的研究，就是实证分析，而提出应该采取这种或那种政策主张，就是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1.方法论个人主义。按照沃伦·萨缪尔斯(Warren Samuels)的说法，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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