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条件之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要写在后面，那是用；天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歉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时代局限性。

我赞成结构主义整体史观，但作为方法论我们还作不到。今天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还应是分工合作，以专题为主，但要有全局观点。既称经济史，在研究中还是先考察经济变迁，然后及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口这不符合逻辑思维，但较实用。

经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包括我前面未提及的中国的经济思想)都应视为方法论：思考方法或分析方法。史无定法，需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性质和资料可能，选用适当的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帛设是与历史相悖的。这不能改正，只能补救，即用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空(地区特点)和考察 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因为过去注意不够，我主张大胆推广计量学方法，但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不宜凭模型创造新的理论。

制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运行的。制度制约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也有变迁，尤其像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劳动制度等。制度变迁常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经济的衰退。一般说，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反复则多半是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而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在重大的经济变动中，例如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不仅要求有上述一般制度的变革，还要求有体制的(systematic)变革，以至根本制度的(constitutional)变革。前者包括所有制的变革，后者包括政治变革。

这个转变，在西欧就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口马克思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用了300年时间；希克斯称为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用了300年。考虑到社会、文化，布罗代尔和诺斯都说用了400年。

我以为16世纪中国经济就有向现代化转变的迹象，也有一定的制度变迁，但未能引起体制改革，即告中辍。

社会 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例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口同时，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力量的配合才以实现。

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但目前经济史学者多元力研究整个社会，要依靠社会学专家的成果。就经济史说，主要是考察人口、宗族、等级、分业(士农工商)、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据我考察，16、17世纪，中国社会在这些方面都显著的变化，但未普及到全国。

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中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就中国封建政府而论，它在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效率要高于同时代的西方政府。在阻碍经济现代化中，中国政府也远大于西方。

文化思想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用制衡(conditioned)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历史上称之为“启蒙”。

经济史学者，限于精力，只能考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就是儒学文化。秦汉以后，儒学文化实际已渗入其他各家，才居于主导地位。至于民间的思想和习俗，可放在社会研究之中。

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变迁如影之随形，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恩格斯说，思想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规律如何，我说不出。不过，就宋以后而言，我以为儒学的发展就是它逐步理性化，至王阳明的良知说，将“知”和“理”直接挂钩成一元论，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代，西方思想变迁也是理性化和解放思想)

16世纪出现的以泰州学派和李贽为首的反传统思潮，17世纪出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首的“经世治国”的实学思潮，都是启蒙思潮。但中国的理性化思想中，只有道德理性，缺少工具理性，不见成效口入清以后，一元化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的控制比在经济上还厉害，启蒙思潮全被扼杀，儒学转入经学。到19世纪后期以西学改造儒学，才有第二次启蒙思潮，以至“五四”运动，文化思想又都是以先导为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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