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大变革的。马克思经济学把新古典模型漏掉的东西全部包括进来了，并强调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技术发展口但马克思经济学过于理论化，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益等精确的分析方法。诺斯的这段分析很精辟，不过我以为经济史研究还应从社会和文化方面取证，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

关于把经济学理论作为具体问题的分析方法，我以为可根据我们研究课题的适用性和资料的可能性，选择某种理论的一点或几点，作为分析方法。例如我以为李嘉图的地租论，在分析中国封建经济中即可有用。又如斯密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基础上的，但他所谓“资本”是以上一年的谷物收获量为基数，如果不取其工资基金说(上一年收获用于支付农场雇工工资部分)，这一思路仍可用于分析明清经济的发展。就是说，有些经济学理论可加以修改，然后利用。又如投入产出法，在资料较多的明清江南农业和手工纺织工业中，已有人应用。在近代经济史中，可利用的范围更广些。19世纪后期以来的价格、市场已有不少人进行分析，在农业和新兴工业中已有人尝试边际分析。20世纪以来，宏观方面诸如GDP、总需求、总供给、投资以至消费结构等，都已有人在研究。

最后谈一下经济史和经济学的关系。经济史研究的东西，包括体制、制度、社会结构、文化思想以至习俗惯例，远比经济学广泛，而且是活生生的。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巨著中，把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学的四种基本学科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不仅“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得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当代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索洛(Robert M.Solow)写过二篇《经济史与经济学》。他谴责当代“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而是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批评当前美国的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按工具即方法)，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这话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

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holistic perspective)作为方法论，都源于社会学。社会学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乏和”，而结构意味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自始即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学重视的不是显赫人物，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体；不是动人的事件，而是不显眼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该派的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以他1947年完成的《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使结构主义整体观史学系统化并臻成熟。

布罗代尔的史学体系由三部分组成：(1)长时段(以世纪计)的构造史，包括气候等自然环境史、地理变迁史、社会心态史。(2)中时段(数十年计)的动态史，包括社会史、经济史、国家史、文化史等。(3)短时段(以年月计)的事件史。他认为，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事件史，其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来调节，而中时段的动态史又受长时段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制约。三个时段或三个层次的相关研究，才能显示任何事件和(经济与社会)周期波动的本质和意义。就历史来说，结构意味着一种集合，一种构造，一种在相当长时间内延续力强的实在。它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因为它规定了某个历史时期人们不能超越的边界。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是以他的多元时间理论为基础的。人是生活在短时段里，生命有限；但他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时间的我”。我们的语言和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多元时间的，先我们而存在，等我们死后还存在。用多元时间研究历史，可以避免眼光短浅、对事件那些只争朝夕的评论，也可以避免那种就事论事、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的历史文风。

布罗代尔是重视长时段研究的，但不都是时间长。他1967-1979年出版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其第二卷讲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的周期性；第三卷讲资本主义，特别是经济中心在世界范围的转移。而第一卷，相当于他体系中长时段构造史那一卷，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其内容：从人口、气候到百姓的婚丧、医药、教育；从资源、产业到居民的衣、食、住、行；从市场、货币到人民的收入分配和社会风尚。他说，正是这种每天重复发生的“结构”规定了各种经济活动的“边界条件”，也就是第二、第三卷所述那些重大活动的依据和制约。

布罗代尔的结构主义整体史观可谓完备无遗，但应用颇为困难。首先，体系过于庞杂，有“万花筒”之讥。这也必致卷帙繁浩，其《地中海》一书有1200余页，令人畏读。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还应提倡分工合作，专而后宏，对每个研究者说必有所舍，才能有所取；但都应有整体观点，全局在胸，力戒孤立地看经济问题。许多问题，特别像自然、地理、生态、人口等，可依赖专家。作为史学家，只于专家成果中理清其结构或“构造”关系，就达整体史观的目的了。

第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已广泛进入人文和社会科学。就经济史而言，主要是用结构分析修正传统史学的线性发展观和修正单线的因果链。并且，所用不仅是经济学中那种产业结构、部门结构的概念，而是社会学中多元、多层次、多时间的相互关系的概念。

第三，人们批评布罗代尔太轻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布氏在《地中海》再版中作了回答，他说对事件不能客观地叙述，而是由史学家根据自己的哲学选择的。这有一定道理，历史都有选择口不过，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事件，尤其是政权离合、变法改制，以至州县建置，驻屯军等都对经济作用很大；至近代，涉外事件常左右全局，几乎是不可选择的。许多事件都影响深远，甚至一个诏令都可成划分时段的标志。因此，也不能以分析史完全取代叙事史。并且，不但叙事，在多元、多层次的解说上，或恩格斯所说“合力”问题上，用叙述法往往更周全和概括。20世纪初西方批评历史主义，有人(M.White)写了一本书《分析时代》，那时，分析史学弥漫整个西方。但是，20世纪80年代，又掀起叙述主义之风，福柯、伽达默尔都有此主张。中国史学没有卷入这场风潮，基本上是叙事之中有分析，以史带论或论从史出，我看这样最好。 (四)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史研究中早已应用统计学方法，主要是作为实证之用。我一向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作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如过去常以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畸形”发展，是洋货入侵结果。但据估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进口商品只占9%，而且在洋货大量进口前已有很大的商业资本了，不得谓之畸形。惟我国缺乏长期统计资料，尤其20世纪20年代以前，即使在此以后，定量分析亦需靠推算和估计口或以为估计不可靠，不如不用。实则估计有一定的数理法则，尤其是相对数(如指数、速率、比重等)，只要计值方法前后一致，仍是有效的。又长期的历史统计中有两项统帅全局的数字，即人口与土地，这两项资料我国最为丰富，但因各朝代计量方法不同，不能直接运用。近年来经考证、估算、改编，成绩喜人。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与统计学不同。它是设定一个经验模型或目标模型，求出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得出结论；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现实经济的分析、预测、决策和制定计划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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