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经济学用于历史研究，即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Clio是希腊主管史诗女神，因以命名。

计量历史学于20世纪60年代创于美国，著名学者有福格尔、戴维斯(Lance Davis)、休斯(Joanthan Hughes)等，大都研究经济史。以历史数据不足，常用间接度量法，如以成本变动度量产量，以社会储蓄度量国民生产总值。又创“反事实”(conterfactual)研究法。如福格尔作《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假定美国不建铁路，用其他有效运输方法，国民生产总值仅减少3%而已。发表后批评踵至，盖铁路的社会文化效益不能进入其所设模型。又如托马斯(Robert P. Thomas)研究，假定北美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北美将有多少收益和损失。亦引起物议，因所计算仅是英美间贸易，殖民主义不仅是作生意。福格尔又与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合写《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计量结果，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农业的效益高于北方个体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这里，自由平等人权价值不能进入史学家的模型，何足以言历史? 以后，美国第二代的计量历史学家转入国民收入、经济增长、政府政策等宏观研究，诺斯、托马斯等大师则另创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学。

近年来，中外学者用计量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史者亦渐兴起，但大都属于回归分析，且限于一次线性回归，并用回归方程求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用概率求出标准误差。这种分析实际属于统计学范围，以系列的统计数据为基础。我所见最早是关于宋代会子发行的研究，以及唐代里甲户口，其余都属近代，主要在进出口贸易、货币量、个别行业的生产等方面口物价尤其是粮价的研究较多，为分析季节变动、长期趋势、周期性、市场整合等，主要也是用回归分析，不过较为复杂，如运用价格差、价格方差、价格离散差等分析，以及利用余值法、标准误差等。

计量学方法一般适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包括生产关系；又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以函数关系代替事物间的辩证关系；因而不能概括在历史演变过程的全部内涵。今所用回归方程多为单元或二元，有的虽加设动乱、灾荒等因素，但只能以有无为准，不能计值；而颇为重要的制度、政策等因素，只能假定不变。这都表明，经济史研究不能单凭计量学方法作出结论。在我看来，计量学方法应该主要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事实上，国外学者用。此法也大都称test(检验)，多半是检验某种假说。已有的定性分析是从广泛的考察、前人的见解和史学家的历史知识得来，它不免有夸大、不足乃至错误，用计量学方法加以检验可给予肯定、修正或否定。总之，使用计量学方法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7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Palph W. Hidy)在就职演说中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作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五)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近年来，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史理论在中国颇为流行，大约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体制改革之故。诺斯的经济史理论兴于20世纪80年代，由国家理论、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三部分组成，而以产权理论为核心。

诺斯认为，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来获得经济收益和生活保章。产权是交易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产权结构和交易的有效性是由制度安排的，其目的在于查成一种激励，使个人(企业、团体)努力以赴，获取最大收益，以至个人收入接近于社会收入，而这种情况也就是经济增长。个人收入不可能等于社会收入，因为制度安排、产权的制定和监肾执行，交易协议的达成和保证实施，都需要成本或费用，连同交易中的代理、度量、信息、不确定性(保险、投机)等费用，统称交易费用。这是过去经济学常忽略了的。而经济发展，专业化阳分工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扩大，又都增加交易程序，增加交易费用。因而，新的制度安排，能唱进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效率的安排，常因交易费用方面的阻力而滞碍难行。诺斯说，长期来看，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时期总是少于经济停滞和经济衰落的时期。

在国家理论上，诺斯采取契约说。在封建社会中，他就是采取契约说领主以封赏土地换取属臣和农民的效忠。在现代国家，国家制定产权和激励制度，与个人(企业、团体)相交易；国家以服务(国防、治安)和公正(法律、裁判)与选民相交易；目的在使政府的租金(权力报酬)和税金最大化。但国家的收益要受制度成本、特别是监督执行费用的制约，加以官僚政治，制度改革常会得不偿失。像“白搭车”的现象，国家的强制力量几乎无效。国家还要受选民机会成本的制约，税率过高，选民会要求更换政府，以至革命起义。因此，国家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斯很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甚至同意历史就是意识形态的战场的看法q在论述中，他也提到伦理道德和世界观在制度的选择和决策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视的是通过公民教育，建立一种意识形态，以保证制度规范的实施。例如在制度改革中，要有“灵活的”意识形态，以赢得新的利益集团的拥护和老的利益集团的不反对。他以很大的篇幅讨论了白搭车问题。因如人人白搭车，等于制度完全无效，而解决白搭车问题，除了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外，没有其它办法。

诺斯的主要著作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

诺斯的经济史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现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这是非历史的。诺斯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完全正确。他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审定其实际绩效，这是经济史方法论上一大启发，但在应用上不可胶柱。历史是复杂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在诺斯的具体经济史、特别是古代史的著述中，常可见人口和移民、战争、技术以至黑死病等非制度因素的重大作用，而他的著作也命名为“结构与变革”而非“制度与变革”。再则，制度变革，如希克斯《经济史理论》所说，常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在国家理论上，我以为不宜把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作为利益交易关系，这只能解释部分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诺斯的观点就更狭隘了。 (六)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我以为这是极好现象，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的全面发展。如何研究经济史，每人都应有自己的看法。下面简括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希望不要因此干扰别人的看法。

历史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并曾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但我认为经济史首先还是“史”，要有个历史观。我赞成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总不能逆天行事；要辩证地考察历史上经济的兴衰，包括周期性。这种历史观有自然主义倾向，因而在我看来，一切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不足取。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史料考证是治史之本，实证主义不可须臾或离。但历史真实是个认识论问题，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并有我们时代的局限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精神的演进，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再认识和改写。因而许多话不能说死，许多事可以存疑。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主张应作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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