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由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前理解”或“成见”(Voruteil)，它给解释者以“视域”(观察的角度、范围)，经过与文本互相切磋，达成共识。因而，解释不是像狄尔泰的解释学那样是重建过去，而是一种创新，达成更高基础上的理解，“比希腊人更希腊”。他说“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真正的理解乃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问答逻辑”，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超越时间距”的交流。人们的成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我们对世界开放的轨道”，会使视域更卓越宽广，理解也更深入真实。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否定了康德的“自我”历史观，也否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体的对立，理解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而是今人与古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其发展，便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卡尔《历史是什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都可一读。

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认识有相对性。我常说，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就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的或者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历史上总有认识不清楚的东西，已认识清楚的随着时代进步和知识积累，又会变得不清楚了，需要没完没了的再认识。这种认识和再认识都不是复旧，而是创新，历史学也因此不断进步。就历史上的事件说，当事人并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甚至不了解为什么这样做。就史料说，当时人的记载既不能详尽无遗，也不能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这都要靠史学家的考证功夫，汇集各种旁证，甚至外域的反应，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它的全部意义。在这种考证中，史学家的主观见解既不可避免，也是必须的，特别像史学家的“历史修养”，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不能圄于主观，而要在研究中更新。卡尔把历史的研究比作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伽达默尔把文本的解释说成是现代世界与古代世界的交流，都很好。从认识来说，他们的主体与客体观点，十分近似中国的历史观，在他们的方法论中，也都具有“百家争鸣”和不断更新的内涵。

最后，逻辑实证主义。它原是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作为方法论，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个学派传入美国后，与美国原有的实用主义结合，产生一种模式法的“科学哲学”，用于历史学，以波普尔(Karl R. Popper)和亨普尔(Carl G.Hempel)为代表。波普尔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同属经验科学，但科学之成为科学不在于它能找到多少例证，而在于合乎逻辑理性。他根本否定了考据学最常用的归纳法，并认为资料不能生产理论，资料比理论“更不可靠”，转而从推理出发，研究逻辑的“覆盖率模式”。享普尔完成了这种推理模式，即首先要有一个或几个普遍规律，其次是具备一组事情发生的初始条件，由此推理，得出描述或解释，只有这样得出的描述或解释才是科学的历史。这就把实证主义完全撂到一边。

我一向是反对用模式法研究历史的。一个时代的经济运行、社会结构确实会形成某种模式，但那是研究的结果，不能说历史是按某种模式安排的。模式法常导致决定论、预期论，这也是不健康的历史观。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是普遍规律问题。享普尔也承认他提不出历史的普遍规律，而是借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已有规律；还有人提议用“正常状态”下的虚拟规律来代替。其次，所谓初始条件，除非是单称命题，是不可能齐备的，即使单称命题，也不能包括历史上的偶然因素。事实上，逻辑实证主义的史学并未流行，在美国用此法进行研究的，也只是某些个别事件。

(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或谓经济史学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两者的边缘学科，研究者要有历史学修养，又要有经济学根柢。不过我认为，经济史的根据仍然是经过考证的史料，在经济史的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家常希望他们的理论成为永恒的，实际做不到，因而有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各种学派。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正何正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经济学理论有明早的时代性，而作为分析方法，则寿命会长些。我举二例。

西方经济学有两次“革命”，即边际主义革命和凯恩斯主义革命。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由于以效用价值说为基础，受到古典学派的攻击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否定。在后来的边际理论中，效用价值说即逐渐淡化，在洛桑学派中乃至成为影子，在有些学派中被成本价值说所代替。但边际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则广为流传，至今仍在应用。原来，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微分数学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增量的分析已有边际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的假定下，边际收入与平均收入是一致的。到不完全竞争、垄断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中，边际值就不能用平均值来代替了，因而边际分析方法应用日广。

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它曾煊赫一时，为西方许多国家奉为国策，为渡过危机作出贡献。但不过20年，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即暴露缺陷，基本上为新古典综合派所代替，并受到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的批判。但是，作为方法论，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分析，其国民收入、总需求、总供给、储蓄与投资等指标，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等，则被广泛应用，至今不息。因此兴起的增长理论，作为方法论，对经济史研究十分重要。

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那么，在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怎样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呢?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它作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经济史观，二是利用它作为分析方法。

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思技术。”思考方法，西方常称为approach，即怎样去看这个问题，从何入手，头脑中形成什么样架构。各经济学派不同，要根据我们的历史观，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所研问题的性质，选择可用的理论观点及其思维逻辑作为思考方法。选用任何理论，都应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述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

著名经济学家，大都有自己的经济史观。例如亚当·斯密，把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受市场范围限制。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经济发展阶段论，有的是以生产的发展为主，有的则以交换的扩大分期。是需求牵动生产还是生产决定需求，至今争论不息。我很同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把生产和交换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的主张，两者互相制约，至于哪者为主，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情况。20世纪初熊彼特的创新论，把经济发展看成是经济内部各种因素创新的组合过程，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史观。60年代罗斯托(Walt 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尤其是他的“起飞”和“主导产业”概念，最受人注意。不过这都是讲资本主义前期，到二次大战后，又有许多新的理论出现。

这里，介绍一段诺斯的看法。他说，目前，研究经济史的理论不外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三种。古典经济学强调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得出一个悲观模型，但在研究19世纪中叶以前的经济史中还是有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储蓄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注重市场调节，并注意知识积累和边际替代，是一种乐观模型。但它完全忽视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而没有这些，单凭市场机制，是不能解释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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