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是发展现代部门的资本形成和供给因素。但20余年后在《再论二元经济》中，作者注重讨论了制约结构转换的、供给因素以外的、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现代问题。在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转移的问题上，作者讨论的中心是：即便有工资不变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剩余劳动力仍然可能存在的状况："根据20世纪的人口统计，问题不在于现代部门会不会萎缩，而是其发展速度能否快到可以吸收那些想离开传统行业的劳动者的地步"（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61页。）存在以下几方面制约因素：

其一，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基数过大。当工业革命在西欧开始时，其农业人口已下降到占劳动力的50%左右。而现代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业是在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70%-80%的情况下开始的。因此可以预期，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是大量的，转移过程是长期的。

其二，是现代部门的规模狭小，即使增长相对较快，也会增加一部分失业人口。这种状况会因出现以下现象而加重，即：现代部门由于采用节省劳动力的装置，"其后果是减少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力盈余"。现代部门的中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日益脆弱，而这类单位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部分，可以"在其发展中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正因为当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条件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有重大区别，过剩劳动力的转移也就发生新问题，刘易斯研究了这些新问题后认为，现代就业问题的解决比在100年前更困难：在现代部门吸收人口的能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同时，人口压力却越来越大，人口从乡村迁徙出去的要求也越来越大。（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62-163页。）这实际表明，二元结构的转换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条件要比古典资本主义国家多得多，转换成功的可能性也难得多。这个问题可引起人们更深的思考：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全球现代产业和资本极大扩张、即便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经济的水平也可能远远高于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国家，但二元结构的转化却更为困难。这是否说明，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向现代的转化的因素可能比二元经济论的理论依据复杂得多，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绝不应该将二元经济论当作可以随便搬用的教条，而应领会刘易斯学说的真精神，注意根据实际的变化修正自己的观点。

我们应充分注意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因素的补充说明。中国当前的状况表明，不仅将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十分困难，即使就地转移至农村乡镇企业也有极大难度。原因是乡镇企业发展本身要受各种因素制约，难于汲尽过于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据有关统计，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江苏省是我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地区，自90年代初期后，全省各种类型的乡办企业职工绝对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从1993年的337.79万人下降至1996年的297.88万人，各类村办企业1996年较上年减少21.63万人（注：《江苏省乡镇工业志》（送审稿）。全国乡村劳动力1998年在农村工业部门就业人数3928.6万人，反较上年减少102.7万人，在农林牧渔业从业者为32626.4万人，较上年增加191.5万人（注：《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而城市本身的大量人口尤其是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都难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的"现代部门"也遇到重大阻碍。

第二，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作者曾涉及到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乐观地认为，技术进步会克服资源约束，使经济发展不成问题。刘易斯说道：可能会出现自然资源的短缺，以致于资本家虽然按不变工资得到无限的劳动力，却不得不向地主支付日益增长的地租，这正是李嘉图所担扰的。发展肯定大大增加了城市场所的地租，但是，它对农村地租的影响则取决于农业中的技术进步。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大大低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假定，农业技术在进步，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就不会下降。相反，它应该增加。（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4-15页。）

但在25年后，刘易斯却对此观点作了根本性修正，承认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力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是阻碍其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他说：今天，关于农业生产改造的真正困难不是观念上的，而是技术上的。我们知道如何在降雨量充足或易于灌溉的热带地区提高农业产量。但在干旱地区，由于缺水无法发挥肥料和优良品种的应有作用，农业收成很低。在广大的亚洲和非洲沙漠边缘地区，有5亿到6亿人口生活在这些干旱地区，而且其数量在迅速增加。去掉贫困的枷锁是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6页。）

对中国而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愈益严重。中国人口远踞世界第一，但人均耕地面积只是世界的43%，土地可谓中国最珍贵和高度稀缺的资源，但面临重大危机：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1999年，全国耕地面积减少84.2万公顷，经复垦后净减43.7万公顷。中等退化程度以上的草地1.3亿公顷，占草地面积的1/3，全国大部分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全国沙化土地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并持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是城市和工业污染。我国因固体废弃物堆存而被占用和毁损的农田面积已达200万亩以上，8000万亩以上耕地遭受大气污染，全国用污水灌溉面积已占总灌溉面积的7.3%。（注：《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农业生态恶化不断加剧》，见《经济日报》2000年6月6日。）严峻的现实表明两个问题，第一，缩小农业扩张工业、农村城市化的余地非常有限。为保障当代人和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允许将大量农田非农化。第二，大量劳动力从事农业和国土资源整治，极有必要，也大有可为。如何将有限的资本与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投入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中去，应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这就必然要求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平衡、互补与协调发展，而不是在短期利益行为下以牺牲农业和耕地为代价发展城市和工业。

第三，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动因

刘易斯遵从古典经济学流派，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因时注重的是供给因素，主要是资本的形成，认为现代化过程就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4%-5%到12%-15%的过程。而对于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却基本不提，这可能是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阶段，市场需求是外在的、自动生成的且不断扩大的变量。在某些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需求也是不成问题的，是可以自动生成的（萨伊：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但在当代，至少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演变历史过程看，在现代部门产生的最初阶段，现代部门的需求和市因素就对其发展形成极大制约，容后文详述。

第四，对传统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刘易斯后期关于二元经济的论述中，尽管也重视传统经济，但这种重视是从它对现代部门成长的制约作用出发，传统因素本身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是被忽略的。二元论在原则上视传统部门为经济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研究它如何最终被现代经济所取代。将传统经济视为发展中的落后一极的观点恐与中国情况有很大差距。吴承明先生有专文讨论，笔者赞同。吴承明认为，现代经济与传统经济之间，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还有互补作用的一面。西方学者往往把传统产业看成一钱不值，在国内也有人把二元社会看成是’二律背反’，此议不妥。传统经济和传统文化一样，有它有价值的东西，有它的能动作用。二元经济的发展也不是简单地用现代产业去替代传统产业，而是多途径的，扬长避短，发展前者，也改造后者，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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