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斯的二元经济论之理论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工具是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根据约1870年代以前，以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总结、抽象出来的规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由以建立的实证资料中，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资料是重要部分甚至是最重要部分。因此，说到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应该避免一种误解，以为纯属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特有现象。对此刘易斯本人说道："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大多数国家，其经济不是一元的，而是二元的，即高工资经济和低工资经济并存"。（注：刘易斯：《不发达地区的就业政策》，见《二元经济论》，第75页。）"19世纪的欧洲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历史见证"。（注：刘易斯：《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见《二元经济论》，第92页。）"我的模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法来解释，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其发展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经济中的扩张）国内储蓄占国民收入之比快速提高的原因。大不列颠史料，是模型赖以建立的依据。"（注：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见《二元经济论》，第102页。）综观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论的一些论述，可以辨析出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尽管他自己未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过程的二元现象，是世界多数国家至少是相当数量国家的共同点，现有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从二元向一元的过渡。关于这类国家从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转化的规律性的总结即二元经济论，对于仍处于二元状况的不发达国家，是重要乃至在新理论出现前最可参考的经济理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而仅仅是要为那些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并不适用的国家精心设计一个不同的框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页。）

中国情况如何？刘易斯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能否适用于中国？如果可以认为，至19世纪末期，随外国资本入侵而建立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在中国经济中已产生重要影响，并与传统产业并存，开始逐步形成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至今已有约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期状况有重大差异。即便二者都存在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这个二元经济的基本特征，但中国与英国等国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历史基础、国内生产要素的资源与供给条件以及面临的国际交流格局都有重大不同（注：可参考林刚：《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2期。）即就中国二元结构本身看，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至1980年代前，1980年代至今都有重要区别，其中无论哪一时期都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有着重大不同，都颇难以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总之，完全套用古典经济学分析这一时期的中国二元结构，从理论的背景条件看，是明显不合适的。

2、模型主要条件与中国实际

二元经济论的基本条件是：之一："支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页。）"说得更确切些，劳动力的短缺不是创立新就业源泉的限制"。（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4页。）从近代中国看，这个条件是成立的。至当前，也仍可认为是成立的。尽管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传统部门，但并未影响到廉价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之二：相对于劳动力可以无限供给，资本是短缺的。此条件对于中国的近代至当代，也可认为是成立的。之三：存在着两个基本经济部门：使用再生产资本，雇用工人，为赢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部门；维持生计部门；这就是所谓的两部门经济即二元经济结构。按流行说法，资本主义部门等同于现代经济部门，而维持生计部门等同于传统经济部门，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是二元结构经济，正基于此。但是，正是在这个似乎毫无问题的地方产生了问题。

问题在于中国的维持生计部门不同于刘易斯二元论中的维持生计部门。按刘易斯的定义，维持生计部门"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资本的那一部分。这个部分的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因为它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8页。）在刘易斯那里，耕种自己土地、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生产的农民及农业经济，可视为维持生计部门的主要体现，这也是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的源泉。正是由于维持生计部门不使用再生产资本而现代部门使用资本，才可能在全社会资本短缺的背景下"由于可得到的资本更多，就有更多的工人能从维持生计部门被吸收到资本主义部门去，同时他们的人均产量也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而增加"（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8页。）。维持生计部门不使用再生产资本、只为自己消费生产的条件界定，对于经济结构从二元向一元的转化能否成功是极其关键的。按照刘易斯模型，在开始，国民收入几乎完全由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所组成，由于在不减少农业产量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产生可以足以保证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因此，这个过程总是增加了资本家的剩余和资本家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7页。）只要能够按不变的实际工资可以得到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同时如果任何一部分利润都再投资于生产能力，则利润和资本就会一直增加下去，直至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部门汲尽。

就二元经济论理论逻辑本身看，上述命题亦十分重要，刘易斯认为这是古典模型区分于新古典模型的一个基点："按新古典模型，只有通过从消费品的生产中抽出资源才能创造出资本。但是，我们的模型中有剩余劳动力，而且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零，同时如果不用从其他用处中抽出稀缺的土地和资本，也能靠劳动创造出资本，则资本可在不减少消费品产量的情况下创造出来。"（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20页。）

如果传统部门使用资本并达到较大比重，二元结构的转换就会发生危机。假设传统部门使用了相当资本，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以下情况：1.至少会因传统部门使用资本而减少社会总资本额中配置给现代部门的份额。2.至少会延缓现代部门吸收传统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和速度，甚至可能会使"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丧失。3.会发生刘易斯所说的两部门间贸易条件不利于现代部门的状况。仅以上三点，就足以影响现代部门的壮大和二元向一元的转化。更进一步说，传统部门如果使用了资本，是否还可认为是刘易斯所定义的纯粹意义的维持生计部门也成了问题。中国的情况恰恰是传统部门使用了资本，并且资本的使用总量非常之大。

以下我们就1933年的状况，在近代中国最主要的行业--棉纺织业中的"现代部门"棉织工厂（只包括独立的织布印染工厂，不包括纱厂中的织布部分）和"传统部门"手工织布业的使用资本进行分析，情况为，棉织工厂全年使用资本（包括原料、燃料、折旧、各项杂费等）55777千元。手工织布业全年使用资本（原料、折旧、杂费等）400614千元。传统部门使用资本竟相当于现代部门的718%。当然应该说明，机织布主要是纱厂生产的，由于计算上的困难，难以计量机布的资本消耗量。但该年度全国纱厂的资本及费用支出总额为567601千元，对比之下，手工织布的资本支出数量的巨大显而易见。（注：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附录，第95-100页。）如果传统部门所用资本在社会使用的总资本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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