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低，对资本积累方向和资本构成无过多影响，则作为一个理论模型完全可以假设纯粹条件，将不影响大局的因素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忽略对模型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模型的准确就有疑问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严格按照刘易斯对传统部门的定义，传统部门是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那么，对于存在使用大量资本的传统部门的社会经济来说，就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的基本前提，就不应该用不合前提的理论及其结论去分析乃至套用该理论所不包含的问题，这既会造成对理论本身的歪曲，也会对分析对象造成谬误。

问题还不止于此。传统部门使用资本对于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化道路有特殊重要意义。

第一，如果古典经济学对传统部门的定义符合资本主义以前的欧洲国家的一般状况，则表明，即便从单纯的理论概念上判断，中国的传统部门与西方国家的传统部门在"经济属性"上有着重大差异。

第二，这种差异，将影响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方式和特征。我们已经确知，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自给性农业（以满足自我需要的粮食生产为代表）与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密切结合，这就表明，中国传统经济虽然可以统称为一元化传统部门或统称为传统经济结构，但其内部动却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产业部门：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工副业。这是在一定条件下传统一元结构分化的基因。显然，这表明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的转化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与刘易斯的二元转换有重大不同，由此可能引致中国的二元结构转换过程产生与国外不同的重要特点。但恰恰对于此，却没有被中国的二元论者们所认识。

3、模型的限制条件与中国

前已说明二元经济论的限制条件主要是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之间的贸易关系，当贸易条件不利于现代部门时，便会阻碍其资本积累和吸收剩余劳动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刘易斯主要从贸易条件会影响工资水平的角度分析问题，这和他遵从古典学说，偏重供给因素，认为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一致："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的4%或5%的社会本身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注：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二元经济论》，第15页。）尽管如此，刘易斯在其他论文中还是涉及到需求和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在两部门间的贸易条件上。他说"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中，情况迥然不同。我们知道在小农经济中，如果有关农民的问题为人关注，如果农业的服务体系，农业的信贷制度、道路、水的供应等的坚实基础被提供出来，那么农业生产率就会迅速提高。然而我们知道，在缺乏这些措施时，农业有停滞的趋向；我们也知道，仅仅极少数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些措施。如果资本主义部门与农业部门进行贸易（例如：为取得食物、原料和市场而依赖于贸易），那么贸易的扩大在农业部门萧条时将受到威胁，因为这样促使贸易条件对资本主义部门不利。实际上，小农经济增长的失败很可能是抑制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工业部门扩大的主要原因。"（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67页。）这里我们看到了刘易斯对传统农业的高度重视。

在有关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刘易斯的二元论受到指责，被认为忽视了传统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平心而论，这不够公平。从以上可看出，刘易斯不是全然未意识到传统农业状况对现代经济形成的重大作用。问题在于，他对于"在不能完全满足资本主义部门迅速扩大的条件下，传统农业经济在一个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时，如何才能使二元转变为一元"的问题不予讨论，即这一问题不在他的二元结构模型范围内，而正是这一问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最需要解决的。刘易斯的二元论对中国不完全适用，在于他的理论基础，他的"二元变为一元"的依据是古典时期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在此上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凡不合于古典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情况和条件，均被作为模型的例外或限制条件而不予讨论。例如，刘易斯论证说："如果资本主义扩展速度足够快的话，那么，它迟早会包容整个经济……亚当·斯密认识到资本能够赶上劳动力的供给……马尔萨斯、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则否认这一点……他们错了……由于资本能够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增长，因此把劳动力剩余汲干并不困难。"（注：刘易斯：《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见《二元经济论》，第68页。）

4、二元经济论的结论与中国实际

刘易斯本人并不认为二元经济论的结论，即二元结构最终转变为现代一元结构，适用于所有国家。从刘易斯发表二元经济论后的若干论文的变化来看，似乎可以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易斯本人对二元经济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加上了愈来愈多的限制条件。1979年，在发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25年后，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的论文中，就"许多作者对于过去20年来，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迅速扩张，没有通过’利润渗透"导致传统部门的同样繁荣，感到惊奇和失望"的回答中，明确指明"事实上，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经济系统中既有使传统部门受益的力量，也有使其受到损害的因素。因而最后的结果，在不同的情况下大相径庭。"（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0页150。）这实际上是对那种认为"凡是存在着二元结构的国家都必然会转化为现代部门一元结构"的看法的间接否定。

刘易斯认为现代经济部门对传统经济部门的相互影响有四个方面，每方面现代部门都会对传统部门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这里的不利影响实际就是传统部门向现代转化的限制因素。这里我们最关注的是就业和剩余劳动力的转化问题。刘易斯分析：现代部门雇用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人员。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但"这种获利的大小程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部门所面临的人口压力有多大"，"在人口密集的国家中，现代部门的扩张成了传统部门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传统部门的人口向现代部门的涌流，超过了后者所能吸收的数量；不管现代部门的就业增长有多快，失业仍将增加。"（注：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见《二元经济论》，第150-151页。）

由此可见，人们应该对二元经济论有全面的理解，既不能不管具体情况随意套用，也不能不顾理论所设立的一系列前提条件而任意申旨。若如此，会造成对二元经济论理论本身的歪曲，又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和政策选择方面造成灾难性后果。

笔者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的国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劳动力在资本短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可以起到替代物质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积累起到特殊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对于中国的实际，确有某些重要方面之不足，它还不能解答中国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分析乃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工具。

什么是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中最为人关注的问题？刘易斯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第一，关于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转移

在1954年《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的二元结构模型中，结构转换的最基本条件是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其它附加的限制条件，只是影响"不变工资"提高与妨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因素，注重的中心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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