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据该调查估计，江苏、上海地区华商纱厂每年需用棉花数量为3385689担，再加上外商在沪各厂用棉，年需棉量约5940144担，而调查年份江苏全省包括松江地区皮棉总产量为1004835担。这个总产量如供不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各厂使用，亦只能满足需求的84%；如考虑上海，则只能满足总需求的17%左右。（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933，第五编第七章。）

实际上，对近代棉纺织业来说，关键问题还不仅是数量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廉价优质棉花的取得。据当时测算，每1件（包）20支棉纱所用棉花价值约占全部成本的77%，（注：王子建、王镇中：《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17页。）且纱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因此棉纺织工业发展和获利的重要关键是降低原料成本，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棉贵纱贱"这一致命问题的出现。但优质低价棉花的取得，必须主要依赖我国自行种植大量优质棉，而这正是我国传统小农经济难以解决的。生产优质棉花的前提是优良品种，但在江南棉区中，质地最优的品种是通州棉（包括白通棉、青茎棉、鸡脚棉）、常阴沙棉。由于纤维短，只适于纺制20支机纱，且需与美棉混合使用，纺32支以上棉纱，则只能"多用美棉，兼用灵宝棉及埃及棉"。要改良棉种，就涉及到传统生产习惯和方法的改进与先进种植方法的推广，涉及到农业改良资本的大量增加和必要科技知识的传播，涉及到农业与工业间的相互适应和利益兼顾。

再看看缫丝工业的原料问题。这里以江苏无锡为例。无锡在1930年代前，是仅次于上海的我国第二大缫丝工业中心，自30年代危机后取代上海为全国之首。

无锡缫制的生丝是向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法国市场出口的。产品的高质量和低价格是国际市场竞争获胜的关键，而丝质高低，价格贵贱，均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蚕茧之质量。"制造生丝所需原料茧的数量，和原茧本身的品质有密切之关系。通常把制造生丝百斤所需之干茧称称为’丝量’，如果原茧品质良好，则煮茧索绪时的损失较少，所得到的缫丝量较高，于是生产丝时所需的干茧量可以比较少，所支出的原料成本（称为茧本）亦随之减低，往往丝厂因此获利"。（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由于原料成本占整个生丝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在20年代前期约占生丝成本的86%），故蚕茧质量可以说是决定生丝质量和（需求量一定条件下）价格贵贱的基本因素。中国生丝质量问题在国际市场上颇为突出，早在19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出口土丝"七里丝"就受到法国、美国商人的严厉批评。1872、1873年里昂丝商协会致上海商会的信函中抱怨，甚至在同一包生丝中，丝的品质都不一样。有时，季初的3号七里丝到季末已不如4号。由于中国丝质的不洁不匀，在操作上难以处理。美国政府要求生丝协会会员把中国复摇生丝伪装搀杂情况向秘书处汇报"随附牌号、标志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特征，并可把结果报告给上海商会"。（注：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页。）19世纪末，世界生丝主要市场移到美国后，由于美国丝织业动力机械化程度远较70年代的法国高，加之日丝的强力竞争，华丝的品质问题成为影响出口量的最大问题。

中国生丝质量问题，与缫制技术、蚕茧质量均有直接关系。就茧质说，在20世纪初的一、二十年间，无锡的茧质是下降的，判断的标准是前述的"丝量"与"茧本"。如果以1916年前的丝量数为100，则1924年为119，增加19%。这是茧质下降的标志。而考查茧本，以1916年前为100，则1924年为164。考查同期茧价，从1916年前的指数100上升为1924年的137，（注：陈慈玉：《近代无锡制丝业之发展》，《食货》台湾1984年。）表明虽然茧价在上升，但茧本增加率超过价格增加率，这无疑会严重损害丝厂赢利。无锡缫丝在1910年代左右，100斤需干茧430余斤，至20年代上升为500-700斤，这正是茧质恶化的结果。

（三）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变迁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经济的演化发展依靠的是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和调整，即：现代部门尽可能使自己适应传统部门，从中寻求可促使自己发展的基础；传统部门同样尽可能使自己适应现代部门，以此发展和壮大自身。就一些主要部门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发展虽然得益于廉价劳动力，但这并不是唯一的乃至首要原因；尤其并不是与传统农民经济特别是家庭工副业萎缩而成正比例发展。

这显然与二元经济论的主要论点相对立。二元经济论的中心认为，二元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必然途径是以传统经济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输入剩余劳动力这一主导因素换取后者的资本扩张、以前者在国民经济比例中的缩小而换取后者的壮大，最终结果是现代部门取代传统部门。 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实际为：

1、 现代部门依靠传统部门作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途径。

首先看看现代部门是如何解决市场问题的。在现代部门的支柱产业--棉纺织工业中，市场是由传统部门对生产原料的需求决定的，为了保证自身市场的巩固和扩展，现代部门或主动适应，或逐步调整了经营方针，不去生产传统部门固有的生产品如日常消费品棉布，而是为传统经济的家庭工副业提供所需求的原材料机纱，它的产品市场不是生活消费品市场而是生产资料市场。

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工业自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建立，至1899年，包括上海在内先后共建中外纱厂16家（包括建立后失败者）。这些纺织厂之所以称为纱厂，是因为所设织布机甚少，绝大部分只设纱机，只生产机纱。为何不生产直接消费品布匹而是织布原料机纱呢？这正是中国国内市场的性质决定的。原来中国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农民，作为消费者，很大部分农民自行织布解决衣被问题。由于棉花供给困难、传统习惯等等原因，尚有为数颇多的农民是购买布匹的。近代中国农民大多数生活水平贫困，大量资料表明，他们总是将用于消费的现金支出压至最低水平，能够自己织布的农家一般不会或极少购买洋布；对不织布的农民说，粗重结实的土布远较华丽轻薄的洋布受欢迎。因此机布远远不能取代原有土布市场份额，其市场是狭小的，尤其是在早期，机布的销路不好，一些纱、布兼营的纺织厂因此屡致亏损，这也正是大多数纺织工厂在建立的最初数十年中只设纱机不设织布机的原因。"着眼于’分洋人之利’的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和张之洞的湖北官布局，后来也是弃布就纱，变成华盛纱厂和裕华纱厂。"（注：吴承明：《早期中国近代化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23页）。但机纱的命运迥然不同。农民织商品布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有可能农民们总是尽力扩大生产。由于机纱的出现解决了手纺纱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不能满足织布扩大生产的问题，因此极受农民欢迎。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无锡、南通、常州、江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纱厂，无一例外都是适应当地发达的农民家庭纺织业对机纱的大量需求方才获得自身的发展。其中南通大生纱厂是典型。而始于1930年代初的中国棉纺织工业长达五、六年的重大危机，一些最著名的纺织企业如上海申新、南通大生都损失惨重，基本原因是农村手工织布业在日本侵略和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严重衰退，机纱市场严重萎缩所致。（注：关于近代长江三角洲地区棉纺织业与农村织布业的关系及其市场问题的详细论证，可参考拙文：《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再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中国》第七辑。）

历史表明，我国现代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一棉纺织工业在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创立和发展，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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