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以劳动时间确定报酬。在农村公社时期，同样劳动一天，女人挣的工分就比男人低，这主要在于男人支出的体力更大。

    任何分配规律的作用都是以其在时间上的延续而体现出来的，这就是说任何分配规律中都有时间因子。这一点将决定大多数分配标准中也有时间因子[9]，从而分得财富的多少始终与时间正相关。如权力作为一种分配标准，不管权力是大是小，权力只有在时间上延续时才能依权分得财富，且分得财富的多少与权力延续的时间成正比。很显然，假如一个人今天是官，今天便有权力收入，明天不是官，明天便没有权力收入。很显然，明星的名气再大，如果不“做”是不会有名气收入的。从人类已走过的路程看，这种时间大多是定义为“做活”的时间，而非玩乐的时间，这仅在于“做活”仍是必须的。假如将来只要10%的人做活时，我猜测那时会定义玩乐（或玩乐时间）作为分配标准，玩得多分得的财富也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失业金、养老金及带薪休假就是以“玩”作为分配标准的，而我国农民要因这种“玩”得到财富也仅在于中央点个头。可以肯定，一旦农民得到这份财富，粮价将直接或间接上涨，农民也可以带薪去旅游。

    正式因为大多数分配标准中都暗含“时间”这一因子，于是迷惑了斯密和马克思，使他们以为价值就是劳动时间。事实也是这样，“报酬与‘做活’的时间成正比”一直是他们最有力的论据。天才的斯密和马克思能被这种假象迷惑，只在于他们相信“谁创造归谁所得”这一个分配法则，以为得到的就是创造的。

    我国许多研究按劳分配规律的人士似乎都有这种倾向，将权力时间、名誉时间等统统归纳于劳动时间，从而将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范畴无限放大。如何区分按劳动分配、按资本分配、按名誉分配等，关键是区分它们的特征因素，劳动的特征就是劳动力，名誉的特征就是名气，权力的特征就是职权，稀缺的特征就是供小于求……。

[1] 平均化规律的定义是：群体中各同类等位体获益均等。这是维护系统存在和稳定的一个分配规律，它主管宏观分配。
[2] 卫兴华、吴易风等进一步限定说，马克思价值论只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但是外贸是马克思讨论过的。
[3]通常认为不同商品价格的量纲不统一，这不完全对。假如定义“元、角、分”为财富量的量纲，则在此时不存在量纲不统一问题，因为价格量纲的分母只是形态量，在于说明商品是什么，与“财富”这一内涵无关。比较重量陈述，一头牛重1000公斤，一头猪重150公斤，这不影响一头牛比一头猪重850公斤的说明。重才是“公斤”对应的量，牛和猪不是。“一头牛”和“一头猪”只是形态量，指明重的对应物，即分别指明1000公斤和150公斤的对应物。
[4] 见本人“西经版·价格四大运动规律”一文，可在网上直接收索文章名查阅。
[5]见本人“西经版·价格四大运动规律”一文，可在网上直接收索文章名，查阅。
[6]见本人“价值（价格）叠加原理”一文，新加坡《远东经济评论》，2004.4，或网上查阅。
[7]见曹国奇《价格论》，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或曹国奇“价值三大定律”一文。
[8]注意，（一）这表明财富量等于生产力乘生产时间，即Q = FT。谷书堂也有这种公式，但是他说不清所以然，只是感知而已。（二）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怎么能又反过来包含人和土地这些要素呢？说某人的工作能力包含他的头和脚等要素，这说得通吗？马克思的“生产力”是生产状况与生产力的二合一，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差一个概念——生产状况。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应该是“生产状况决定生产关系”。加入生产状况这个概念后，不可能得出马克思说的那种线性社会发展规律，而得出的是社会制度多元化——树式社会发展规律。其实我国的封建制度根本不是马克思讲的那种封建制度。当今资社两种制度并存也是事实。我们谈制度时是不可能不谈国情的，可是只有在加入生产状况这个概念后的理论中“国情论”才有理论依据。不用多说，只有树式社会发展规律才能说明邓小平的改革理论。
[9]是不是所有分配标准中都有时间因子，本人还不能确定，故用“大多数”描述。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