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待劳动时间（闲置时间）补偿，即等待劳动时间里有报酬。上班时间里不是每时每刻都做事，而是有闲置，且不同行业的闲置时间不一样。如教师在寒暑假不劳动，但有工资；如影视业一部分人的闲置时间很长，他们的这种补偿工资是以工作时的工资高一些体现出来的；如有些设备平常不用，在等待劳动，这些设备在使用时的报酬也很高，如特种运输车的公里价就比的士高。同样的人、设备在等待劳动时间短的行业其劳动时的报酬肯定低一些，在等待劳动时间长的行业其劳动时的报酬肯定高一些。等待劳动时间补偿是由平均化规律决定的，因为没有这种补偿，那些闲置时间长的各要素就得不到平均报酬。

    （三）同样的土地，为何作为农业用其价格就低，而作为工业用地其价格就高呢？这在于农品涉及生存问题，其价格必须低才能保证穷人们的生存，群体在自觉和不自觉中选择了压低农地价格。这种行为行得通的理由在于土地开始都是群体的“皇帝”的，皇帝开始是以很低的价格将土地卖给农民的，农业用地的低价没损害农民利益。在征地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将土地的增值部分据为己有，就是依“谁创造归谁所得”来为其说明的。但是政府不能分得这种利益的，尤其在农民收益很低下的今天，土地的增值应分给农民。

    （四）同样的劳动支出，为何在发达地区和国家就高一些，在落后地区和国家就低一些？这仅在于发达地区和国家财富总量多，平均分配后每人得到更多。

    一直没有答复关柏春的邀请在于我主要是构建分配理论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有一个像元素周期表那样的一个表，里面要放许多分配规律，按劳分配规律只是其中一个。关柏春（也包括钱伯海）能将按劳分配的作用机制、过程和范畴讲清楚，这自然是好事，但是想用这一个规律说明所有分配行为是行不通的。任何一个分配规律都只是在一定范畴内有效。

    二、从分工与合作看财富的分配

    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去向，要说明这个问题先得知道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的来源，用斯密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其过程就是分工与合作。从分工层面看，谁谁创造什么是很清楚的，这为“谁创造归谁所得”这一思想提供了基础。“谁创造归谁所得”是与人自私本性相对应的，在于鼓励人们去创造，毕竟我们消费的财富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创造。这就是说“谁创造归谁所得”是天经地义的，依此也不会有所谓的财富分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分工只是合作下的分工，且在逻辑上是合作在先，分工在后。合作，首先是人和土地的合作，再是行业合作，再是工种合作，再是地域合作。合作之所以能发生，在于人的另一本性——利他性。利他性太弱的动物是不会组成群体的，尽管它们同样知道合作后的利益更大，更能延续基因。极端自私论是没法说明只有一部分动物能合作这种现象的。我们能合作成群体在于我们还有较强的利他性。从合作层面看，我们是没法鉴别一个产品是谁创造的，任何一个产品都是群体所有的人和土地共同创造的，这里分不出你的和我的。这就是说，既然财富（价值）是共同创造的，我们必须分配财富（价值）。这就是说“谁创造归谁所得”又有问题。其实马克思在《马恩全集》46卷下卷（223页±15页）也谈到这一点，可惜的是《资本论》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自然之初应该是这样的，一群人共同获取一定财富，于是得分配财富。由于人们得到的财富归其个人所有，于是出现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也是分配的结果。事实也是这样，如我国公企的所有权就是人们先去获取后再分配的结果；而现在的私有化改革则在于分配这种“共有”财富，分配完成后，新的所有权又形成了。从更广义上讲，劳动权也是分配的结果。一个人要在一个群体劳动先必须取得劳动权，这种手续在所有有组织的一般动物群体中也是必须的。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如果你不先加入它的“籍”，你就不能在那儿谋生。明白这一点对我国当今的产权改革是很重要的，改革不能以剥夺人们的劳动权为代价。如果为了效率必须剥夺一些人的劳动权，那么必须无偿地给其分配的一定的财富，以满足平均化规律的要求，否则系统会不稳定，整体效率反而降低。

    可见交换在分配之后，或者说交换只是将已分配的账面数据变成现实。这一点，起码是在群体内是完全有效的，如大人（或老师）给几个小孩分一些不同的东西，于是小孩们便知道各自拥有什么，并且也进行交换。这虽然是儿时游戏，但也是很反应交换的本质。所以，说某人分得多少价值，那仅是一种账面数据，而交换则是将这种数据变成现实的活动。这就是说在生产和交换间还有个环节——分配，这是所有经典基础理论忽视的一个环节。显然每人能分多少财富与分配法则密切相关，假如分配法则仅仅是“谁创造归谁所得”，则每人（或每产品）分得的价值与其本身的价值一样多，这等于没有分配，于是有经典价值理论的陈述；假如分配法则不仅仅是“谁创造归谁所得”，而是还有其它的分配法则，则每人（或每产品）分得的价值与其本身的价值一定不一样多，于是没有经典价值理论的陈述。那么“谁创造归谁所得”是不是唯一的分配法则呢？上面提出的等待劳动时间的补偿已说明“谁创造归谁所得”不可能是唯一的分配法则。

    从合作层面看，一是由于分不清谁谁创造了什么和多少，财富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所以只有平均分配；二由于群体本身就是合作的结果，所以为了维持群体的存在也必须平均分配。这就是在群体层面“不怕穷，而怕不均”的原因，也正是因为有平均化规律，所以所有经济理论都才有这种论证逻辑，即，只要论证出“平均、均衡”就能算论证完毕。我们为什么有这种论证逻辑？……我认为平均化规律就是斯密没看见的那只手，是它确定了这种论证逻辑。可见，当从分工层面有“谁创造归谁所得”时，那么从合作层面就有平均分配。这是一对矛盾，但是经济系统正是这对矛盾的运动才和谐的。平均分配是从合作——即从群体层面才得出的一个分配规律，它主要决定宏观分配，从而维持群体存在和稳定。事实也是这样，任一群体的总财富多了以后（不管增加的方式如何），其各个体的收入也会随着增加。各个体收入增加的幅度不一样是由微观分配决定的。“谁创造归谁所得”是微观分配的基本思想，按劳动分配、按贡献分配、专利分配等都是该思想的具体化，它们专门制造不平均，从而维持人们的创造性。确切说，平均分配使人的利他性得到满足，“谁创造归谁所得”使人的自私性得到满足。这对矛盾告诉我们，经济系统要平均，但是又不能太平均。

    这样，对价格的认识不仅与经典大不相同，也与我们开始从“1斤铁 = 2尺布”中得出的形而上学认识大不相同。要素的报酬，即价格，所表明的不再是要素本身的财富值多少，而是表明要素分得的财富值多少。如某人月薪为1000元，这绝不表明该人的贡献有1000元这么多，而是表明该人的贡献要分得1000元的财富。虽然1000元的货币不是真实财富，但是它可以交换回该人所要的真实财富。这就是说价格是要素分得财富的量[3]，而交换则是将这个虚拟财富（或数据财富）兑换成要素所需要的真实财富。比如同样的劳务支出所挣的钱，在过去比现在低，在中国比在美国低，如土地的农用价格和工用价格的差别，等等，唯有从“价格是要素分得财富的量”上才能理解，否则无法理解。同样理个发的报酬在中国比在美国低，只因为中国的人均财富更少，从而理发匠分得的更少。

    三、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问题

    如上所述，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公理也在于“谁创造归谁所得”，即工人没得到他创造的全部，被剥削了。这便有两个问题，两个使其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破产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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