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规律再怎么作用，总得留一部分价值给按资分配规律，以保证扩大再生产。（二）共用某些原因、机制或过程。不同分配规律在产生原因、作用机制和作用过程三方面往往有相同之处----即有共同的因子，而使它们区别开来的则是另一些不同的因子。如名誉分配、供求分配、稀缺分配三者中都有稀缺这个因子，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分配规律，作用的范畴也大不相同。（三）相互制衡关系。对一个要素（或商品）的报酬而言，如果一个分配规律的决定作用增大，则另一些分配规律的作用将被抑制或激励。个人目前还不能对此有太多的描述，这里举个例子，还是明星。相比之下，随名誉分配在演艺界决定作用的增大，供求分配、稀缺分配、养老分配、失业（救济）分配等规律的作用明显得到抑制，它们的作用程度比在其它领域明显偏小。

    多数分配规律的作用程度将因要素、部门、地区、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作用大，在另一些地方发生的作用小，在有些地方则不发生作用。譬如供求规律，在农业和垄断行业发生的作用就小，而在一些珍稀动物和一些古玩上几乎不发生作用。这就是说，虽然一个分配规律能在多个地方发生作用，但是在不同地方其发生作用的程度不同，在一些地方会100%地发挥作用，在另一些地方则只是发挥部分作用，而有些地方完全不发挥作用。如名誉分配，在文体艺界的作用程度是100％，而在科学界的作用程度则要低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大明星，霍金的收入比施瓦辛格要低许多的原因。再如名牌商品，只能在质量型消费群中获得名誉收入（如我国城市），而在数量型消费群体中则很难获得名誉收入（如我国农村）。

    另一个伴随的问题就是决定量的问题，即一个规律完全发生作用时能使要素分得的财富量。可以肯定不同分配规律的决定量是不同的。从实际中看，名誉分配规律和专利分配规律的决定量大得惊人，远远大于其它分配规律的决定量，它们构成报酬中的喜玛拉雅山。显然，一要素依某分配规律分得的财富量，等于该规律的作用程度×决定量×要素的等级序数。等级序数高的要素分得的价值多，等级序数低的要素分得的价值量少。大名人和小名人的收入差别，正教授和副教授的收入差别，大穷人和小穷人的救济差别等等，都是由它们的等级序数不同而引起的，而并非一定是谁做的事多，一定是谁做的事少。

    一个要素（或商品）的报酬在账面上只有一个数，很简单，但是这个数背后的组成却极其复杂，是由许多分配规律共同决定的，一个规律决定一点，其总和才是这个数。这便是价值（价格）叠加原理。

    六、分配标准

    马克思说价值又是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说“分配标准也决定价格”。任何一个分配规律都是通过一定分配标准构建其分配机制和分配过程的。人们在实际中尽管追求的是财富，但是直接追求的却是分配标准而非财富，这是由分配定律决定的。依照分配定律，要素（或商品）分得的财富量与其拥有分配标准的量成正比[7]。譬如权力分配中的分配标准是权力的大小，则一个人的权力越大其权力收入（如职务津贴、分红、贪污等）就越高；譬如名誉分配规律的分配标准是名气大小，则明星们的名气越大其收入越高，商品的品牌越响其价位越高；譬如供求分配的分配标准是供求的失衡度，则商品的供给越不足其报酬越高。社会（主要是统治者）是通过对分配标准的确定来控制人们的经济行为的，这种控制也必定直接或间接反应的在价格上。如户口制度和人民代表名额的限定就是我国农业报酬偏低的主要原因。

    分配标准有两大类，一类是天性标准，一类是契约标准。天性标准主要由要素的天性决定，如男人对烟酒的要求多一些，女人对粉饰的要求多一些；如电子设备对工作环境要求高一些，机械设备对工作环境要求低一些。契约标准是指人们依据一定关系而协定的分配标准，它又分自然契约标准和意识契约标准。自然契约标准是指人们自发选择（或约定）的分配标准，如平均分配、供求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稀缺分配、权力分配等中的分配标准都是自然契约标准。意识契约标准主要指法定契约标准，是指人们依据一定认识而有意识选择（或约定）的分配标准，如养老（小）分配、义务教育分配、家产分配、保险分配、失业分配、救济分配、人民代表名额分配、奖励分配、就业分配等等，其分配标准都属于意识契约标准。天性契约标准和自然契约标准一般都具其内在的客观规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意识契约标准通常都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但是我国农民是没有权力表达其意志的。

    一种要素（或商品）往往拥有多种分配规律的分配标准，从而要依多种分配规律分得财富，自然其总价值等于多方面分得的价值之和。譬如教师的职称高一级，工资要增加，但是如果他还多带课，其收入还会增加。此基础上，如果他还特有名气，其收入还会继续增加。针对任何一种分配规律，要素拥有该规律的分配标准越多，则它依该规律分得的价值越多。这就是说要素的报酬（或商品的价格）与任何分配规律具有正相关性。这种正相关性蒙骗了经典价值理论。经典的论证逻辑一般都是：证明报酬（价格）现象与理论中指定的分配规律正相关，从而确认现象完全按照指定分配规律运动。这就是同一种现象不同理论能用不同分配规律解释的原因。其实报酬（价格）的变动是许多正相关的结果，而非一个正相关的结果。经典价值理论中都以偏概全了，将其指定的分配规律的作用范畴放大了。譬如突然降雨时，雨伞的价格将上涨；譬如过年过节时，肉、水果、鞭炮的价格将上涨。显然，此时的价格上涨己超出供求规律的作用范畴，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在试图用供求规律解释它。

    意识契约标准是最有意味和玩味的。由于意识契约标准很容易改变，从而改变各要素分得的财富量，所以人们总是在意识契约标准的设计上大做文章。各财团都要极力参与政治，小部分是出于政治偏好，大部分是为了取得分配标准的设计大权。我国民众对分房子是深有体会的，此时单位领导往往在分房标准上大做文章，使其欲偏袒者分的房子更多更好。确切地讲，政治和外交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设计分配标准，以决定各要素、各部门、各国家分得财富（或利益）的多少。譬如我国的商业利润明显偏高就主要是由政治决定的，而非是商业供不应求、商业贡献大、商业科技含量高等。

    七、按劳分配与其它分配规律的共同因子——时间

    按劳分配中的“劳”就是以分配标准的身份决定价格（工资），自然价格（工资）与劳动时间有正向关系。从斯密到马克思可能正是因为注意到这一点，才坚信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显然与其研究价值的目的不符。建立价值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去向，我想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要求价值与财富高度统一，可是劳动时间不是财富来源的特征因素，用它如何说明财富的来源？财富来源的特征因素是由人+土地构成的生产状况，生产状况的特征量是生产力。财富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时间只是生产力的积累量，自然对象是在生产力作用下变成财富的，或者说，自然对象是在生产力作用一段时间后转化成财富的[8]。

    按劳分配中的“劳”，等于劳动力乘劳动时间。只有这个公式才能说明多劳多得，如说明挑100斤的报酬比挑50斤的报酬高。其实，马克思的倍加关系就在“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劳动时间”中，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复杂劳动中支出的劳动力大一些。另一面，如果先依“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劳动时间”求出各个体的劳动量，再求群体的平均劳动量，则平均劳动量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是以分配标准的身份决定价格的，且这种逻辑关系是“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劳动时间”，只是当大家支出的劳动力差不多时，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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