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认知对象和目的已和韦伯的原始旨趣截然不同，顶多是在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上借取韦伯的精密思考能力，帮助我们认清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势力──包括理念与利益。韦伯所说的一段话，在诠释二十世纪人类大规模的「抉择」时，还是有着相当发人深省的效果，他指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借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后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引自Schluchter着，顾忠华译，1986:4）

　

社会主义，及其更高境界的共产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描绘了一个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图像」，并以类似信仰团体的组织力量推动了一连串朝向人类「终极解救」的革命运动，中国还成为最庞大的社会实验场之一。而在此种理念逐渐「解除魔咒」之后，势必得寻找出新的理念，定下新的轨道和方向。今天中国大陆已逐渐整合入世界经济体系，「致富」的动机更是旺盛无比，再衡诸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华人的经济成就，可预见财富的创造和累积对中国人来说不是遥不可及，但是资本主义不只有生产面，还包括财富分配及再生产的整套机制，中国在「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立即面临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若处理不善，可能引发严重危机。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贡献之一，是正当化了营利的动机和后果，中国迄今有无其它良策来制度性地解决「均」的需求，同时又满足继续解放生产力的条件，实决定了下一世纪中国的命运。

陆、结论

韦伯从「西方理性主义」(Der okzidentale Rationalismus) 的观点出发，综论西方所以产生现代型资本主义的独特条件。中国做为西方的「对比点」(Vergleichespunkt)，自然会被凸显「差异」的部份，遂引致日后环绕着「西方中心论」的争议，掩盖了进一步挖掘韦伯中国研究具有之启发意义的努力。持平而论，韦伯当时预留了许多空间，并没有绝对化中国文化──无论在传统或现代的情境下──的可能选择与动向。他也承认中国的宗教文化代表着另一类型的「理性主义」，有其自身设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问题是，回顾过去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间的曲折反复耗尽了数代人的宝贵光阴，也因此造成切超赶的集体意识。虽然邓小平希望不用去计较他的改革路线究竟姓「资」或姓「社」，但长远来看，类此问题无法一再逃避。今天的「资本主义」已非马克斯所处时代的初期资本主义，甚至也不是韦伯当时所能想象，以中国近百年追求的「富强」目标而言，欲「跳跃」过资本主义的阶段或回避其「洗礼」，似乎皆不可行。当前中国的决策者再度尝试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只是这套「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会在「社会主义」的支配格局里发生何种化学效应，没有人能事先断言。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文化的因素在这个发酵过程中必然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人能自觉到文化中独特的「理性主义」成份，以此为主体容纳西方在其「理性化」过程中获致的成果，进而得以取资本主义之利而避其弊；但这次的中西遭遇仍不排除会出现「逆转」的状况，亦即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重新崛起，以驱除西方势力为号召，回复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锁国模式。「中国往何处去？」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加深西方人对「文化冲突」的疑虑，另一方面让中国人民无所适从，只能抓住「机运」（这是何等宿命的想法！），尽量在短时间做发财大梦。吊诡的是，这种过度膨胀的营利欲，在韦伯看来，正是以长期理性经营为特质的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宿敌」，是否它在中国大陆会再一次「阻碍」资本主义的生根与发展，毋宁是「全球化」声中最扣人心弦的一场大戏了。 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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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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