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便消失了。中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关系，这也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同上）我们可以说，韦伯透过比较不只是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对比，而且还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后来统一帝国时期的对比─将「国家结构」的因素放进了因果链锁中，多少补充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也让导致发展的「前提」更为周延。

　

另一方面，从国家结构的中西差异里，韦伯注意到西方在迈进「现代」之际，还有一些「独立且强大的力量」不能不纳入考虑。这些力量包括与诸侯的利益相结合，以「破除传统的束缚；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力量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武力来摆脱家产制权力的束缚。决定西方之命运的五大革命正是如此：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革命、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我们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力量存在」（同上， 页 125）在提出此问题后，韦伯接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迂回地讨论中国的行政与农业制度（第三章），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第四章），乃至进入第二篇的士大夫阶层（第五章）。事实上，仔细阅读韦伯的论述，这三章正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刻划农人、商人与士大夫三个主要群体的生活形态，其最终目的仍扣紧了上面的问题，并具体化为「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的中介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却不存在。直到近代，在欧洲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典型西方形式的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为何如此？」（同上，页147）

　

所谓「中世纪封建的中介阶层」，其实便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在这里，韦伯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另一个结构性的歧点，亦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承载阶层」不是没有，但从未成为主导的力量，自然也无法经由内发的途径发展出资本主义。相对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宗教改革和其后的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中取得愈来愈举足轻重的关键位置。恩格斯曾说：基督新教的教义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反过来看，这亦承认了新教伦理与欧洲市民中产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透过这批辛勤工作的承载阶层，资本主义才有持续成长茁壮的可能性。而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既然都落在同一个承载阶层身上，其间的「选择性亲近」于焉成立。他的问题便在追问中国又有着何种社会阶层的变异状况，这与资本主义能否发展是否有关？

　

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韦伯先对中国农业制度中对「私有财产」的定义感到兴趣。他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在秦即产生过决定性的转变，而这与帝国的兵役及课税制度连结一起。由秦始皇帝「创设」的私有财产制，指的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家族，拥有土地的农民免除既有的赋税，国家新立的赋税则直接向农民课征，部分课以租税、部分是劳役、部分则是军队的征召（同上，页131）。虽然韦伯强调能利用的资料有限，所以不可能完整的描述中国农业的发展，但他也肯定地表示：军事与财政的改革乃决定农业经济的根本因素，而中国农业史显示的事实，是「诸种具有同样可能性的课税原则在单调的来回摆荡。」（同上，页128）政府所考虑的，端视对防卫、徭役与农民赋税能力的关注取舍程度，实际上缺少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韦伯使用「赋役国家」 (Leiturgiestaat) 的概念来形容中国的贡赋与土地制度，并将其与家产制政权下的「国库」政策，以及经济的传统主义连系起来，可以视作是研究中国传统赋役制度的新的观照点（康乐，1989:18）。 不过，在本文的脉络中，我们是想指出：韦伯极欲证明在国家租税政策由任意干涉到自由放任的摆荡间，土地所有权有着十分不稳定的性格，这导致理性而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无法成立，整个农民阶层对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的干预亦深具反感（韦伯着，简惠美译，1989:142）。于是中国的农业特色是分益性的小农经济，由于土地的零碎化，技术的改良几乎不可能，加上中国政府基于税收的保障，一向注重防止地主对小作农的过度榨取。整体而言，家产制国家和小农阶层的利益较为一致，亦因此，除了控制消费与预防饥馑的政策外，只有保护农民、反对资本主义式积聚─亦即将透过官职，包税与贸易所积蓄的财富转变为土地资产─的政策，才受到人民的支持（同上，页 143 ）。 此一理由亦解释了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第三章一开始所提「为什为中国在十八世纪后，人口大量增加，但农村的典型样式，是愈来愈多农民的零星地经营，而不是大规模农业经营」的疑问。（同上，页 127）

　

韦伯在论述中国的农业经济时，经常将其与欧洲的庄园领主制相比较，他发现，家产制国家瓦解了古老贵族优越的身份地位后，仍有些家族试图以庄园经济的方式保持他们的财富与世袭地位，但在中国这一方面受到氏族势力的限制，另方面疏松的国家行政与司法亦不能对庄园领主提供保证（同上，页 146），最后，「资本主义式」的庄园领主制始终无法复兴，中国农村的资源并未支撑起农业资本家阶级。直至近代，中国的农村如孙中山所言，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分别，韦伯亦指出；「最近几世纪以来，较大的庄园在中国已属例外，这…是由于一种在氏族势力有力的调节下，伦理的、素朴的农民布尔雪维克主义，也由于缺乏国家强制保证产权的结果。」（同上，页 159）

　

反观欧洲，不只在技术进步和货币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封建的庄园领主制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经营型态，而且农奴阶级─这个阶级的存在，被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十六世纪前较西方更为「理性」的指针─大量逃散到城市，成为最早的「无产阶级」，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式依存关系」创造了条件。这个代价，韦伯并未认真去评估，他着眼的毋宁是西方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实力一再增强的市民阶级。他继续论道：「迄今，由中古城市发达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风格独特的各种制度，要不是完全不存在于中国，就是典型地展示出一种不同的面貌。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与社会学基础，在中国的经济里是没有的。」（同上， 页150）中国有的是依附在官僚体系上庞大的利得机会，「透过政治性的财产积聚，便发展出一个放租小农地的土地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并不带有封建或者市民的色彩，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同上，页151）归根究底，中国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才是既得利益最为巩固的社会阶层，享有财富，权力与声望地位三者合一的绝对优势。对士阶层的分析于是构成韦伯《儒教与道教》中最为精彩的一个片段。

　

我们在此不欲覆述韦伯的论证，只从其中引申出几点士阶层与西方市民阶级最为鲜明的对比。首先，士大夫无疑是延续达二千年的统治阶层，他们属于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与代表者，并成功地透过科举制度的设计建立一套自我再制的系统。他们不是没有敌人，韦伯举过如世袭的封建贵族、买官者、宦官、外戚和「苏丹制」，都属于与士阶层抗争的集团，但基本上由于帝国行政管理的需要，拥有「统治知识」的士阶层作为家产官僚制的核心成员，没有其它力量能憾动他们的地位，对其集体特权有损的改革措施，如王安石的变法，清末的百日维新等，最后注定失败。中国的商人阶层总希望自己后代能入仕以「光宗耀祖」，反映了士阶层「一支独秀」的现实情境。在这样的条件下，韦伯认为像十七世纪英国存在的那种「自觉性布尔乔亚阶层」，未见于中国，因为社会中并没有分化出类似这一阶层的空间。西方市民阶级的兴起，自有一段独特的历史过程，他们以城市为基地，不断向封建诸候、贵族、教士阶层争权，最后和民族国家的王权既联合又斗争，及至塑造出现代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伴随此一历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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