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在南开大学“中国农村的历史积淀与现代趋向”研讨会上的发言。
[2] 表6的计算更多的是运用了数理统计中的回归分析法，第124页注47、48给出了具体的回归方程。回归分析法是数理统计中探索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出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最重要的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本身无可非议，不过，计算回归系数时，要依赖已知的数据，数据越多越准确，计算出的回归方程就越具可用性，而施坚雅所用的资料，却如不少学者指出的，存在致命的缺陷（王先生文章中即提到，施坚雅的一些论述引用的是省志，而省志中记载的市场数通常都低于县志中的记载）。


三
 
在新集市的形成问题上，施坚雅认为其方式与新村庄的形成相同，即新的市场应该建立在与两个（模型A，代表山区）或三个（模型B，代表平原）原有的基层市场等距离的位置上，这是为了获得标准的18个下属村庄，同时不必侵蚀原有基层市场的领地。（第78-80页）然而，与新村庄建立的情形一样，这个设想也并不十分合理。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村新集市的建立，像新村庄的建立一样，也有人为设立和自然形成两种情形。人为设立，指或由官府下令，或由地方绅士或彼此邻近的村庄的头面人物倡议设立的集市，这种集市有可能选择与两个或三个原有市场等距离的地方（但也不是必定如此）。至于自然形成的集市，情形就不同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位于市场区域边缘地带的农民，赶集要走的路相对较远，而他们出售的农产品的买主，可能就住在他们赶集路过的村庄，或者最后一段路与他们同行，于是彼此在路上适当的地方进行交易，例如三岔路口、渡口、凉亭之类人们常常休息的地方，或较大村庄的村头路边。随着人口增长和村庄的密集，这种中途的交易量会越来越大，久而久之，这样的地方就形成了新的集市。特别是对于那些较新鲜、重量较大、消费周期较短的农产品，如蔬菜之类，最容易产生这类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新集市的位置，比较可能是在从市场区域边缘到市场之间的某个地点，而不是在与两个或三个原有市场等距离的地方。这样一种设想，尽管与施氏理论有很大不同，但其原则却是一致的：在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赶集距离和市场容量。
我曾亲身经历过一个乡村集市的诞生过程。30多年前，我在云南惠民农场上山下乡，惠民是勐海-澜沧公路上的一个小站，位于山区。公路一侧的一块空地上坐落着几栋房子，包括一个转运站、一个小饭馆、一家国营商店和一家小旅店。转运站承担着商品中转任务，山里的山货土产通过牛帮马帮驮运出来在此装上汽车，外来的商品用汽车运来在此卸下，通过牛帮马帮运入不通公路的深山区。这些房子两两相对，形成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小街，公路另一侧尚有一个邮政代办所。农场场部和七个生产队分布在公路两边，距公路最远的大约有三公里。
这个地方当地人叫它惠民街，但它并不是集市所在地（云南的集市叫街子，赶集称赶街），尽管看起来它似乎具备成为集市的条件。当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农村集市受到一定限制，集期统一规定为星期日。每逢集期，附近方圆十几公里寨子中的山民（多为佤族和拉祜族）背着各种山货经山路到惠民街，然后再沿着公路走12公里，下到邻县傣族聚居的勐满坝赶街。
惠民农场建立之后，特别是大批知青来到之后，周围地区突然增加大量人口，由于国营农场职工是领工资的，经济实力增长幅度更大。农场职工最初是在街子天拦截赶街的山民，向山民们购买水果、青菜、鸡蛋之类。山民们逐渐发现，把商品卖给农场职工，不会比在勐满坝卖的价格低，多半还会更高。如果山民只需要盐和煤油之类必需品，在惠民街上就可以买到，来回可以少走24公里的路，节省很多时间和力气。于是，越来越多的山民愿意停下来与农场职工交易，甚至主动在农场寻求买主，而最后他们意识到，在惠民街这个各队到场部及各队成员彼此交往都是必经之处的地方摆摊，等待农场职工来交易是最合理的方式；惠民街上的国营商店适应这一新形势，销售商品的花色品种逐渐增加；知青购买的商品扩大到木耳、茶叶、各种干果直至中药材之类可以作为特产带回城市的东西；加上农场自办的职工商店和医院也为山民服务。我在惠民的最后两年，惠民街终于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街——定期集市。
当然，惠民的例子可能只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个特例，我甚至不知道知青大回城之后这个集市的命运如何。但有几点是明确的，首先，这个集市是自发形成的，完全出于经济原因。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个集市事实上是不合法的，它没有被取缔，我想一是由于它实在太小，二是由于它主要是为知青所需。其次，这个地点，肯定不是在与两个原有市场等距离的地方，除了勐满坝和50多公里外的澜沧县城市场外，附近并无其他集市，而赶惠民街的所有山民，以前都是前往勐满坝赶街。最后，它不能取代勐满坝的集市，因为它不能满足山民对坝区产品的需求，山区大部分产品也仍要在坝区寻找市场。
  四
 
把市场结构作为一个社会体系来分析，是施氏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他的空间结构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矛盾之处。施坚雅用图解模型说明市场结构，加上数理统计方法的计算，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国农村典型的基层市场区域为18个左右村庄，1500户人家，分布在50平方公里土地上。以此为基础，施坚雅建立起他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施坚雅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这种区域既是一种社会结构，又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与权力结构、宗教活动有很大的一致性，农民在基层市场区域内部通婚，基层市场区域会形成自己的习俗、方言、风味食品、穿衣戴帽的方式、绣花的图案等，不同市场区域使用的度量衡存在巨大差异。总之，基层市场区域是一个农民自给自足的范畴，一个有相当大的分立性的社区。（第44-51页）
然而，如前所述，施坚雅提出新的市场应该建立在与两个（模型A，代表山区）或三个（模型B，代表平原）原有的基层市场等距离的位置上，最终把这两三个市场各自区域中的一部分村庄组合成一个新的市场区域。这里，我们要问一句，如果施坚雅的社区理论成立的话，怎么能想象，在与这样三个社区等距离的地方，会形成一个新的集市，从而把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的三个社区各自的一部分融合成一个新的社区？
当然，如果施坚雅的社区理论不成立，融合三个不同市场区域各自的一部分形成一个新的市场区域就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不否认，新市场事实上可能会在距原有的两个或三个市场等距离的地方产生。问题在于，施坚雅的社区理论恰恰是在分析了作为空间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市场结构之后形成的，此后，又是施坚雅自己，在论证了一个农民对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状况有充分良好的了解，而对基层市场区域之外的社会区域却全无了解（第45页）之后，又用图解的方式告诉我们，新市场是如何把原有市场范围内边缘地带的村庄变成了自己的腹地的（第79页图5.5）。
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第41-42页的表1“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面积和人口”中，施坚雅计算出的市场社区平均人口最高的是8870人，典型的情况则是7870人。而在王庆成先生的文章中，河北山东山西40余州县中，竟有18个市场圈人口在万人以上。最高的是直隶的栾城县，市场圈平均人口达29052人。固然，以这种非常具体的实例批评一种抽象的理论并不一定合适，假如问题只在于不同人口密度下的市场区域会有多少人口，那么有许多实例与理论估算不符是完全正常的，并不能说明理论本身存在重大缺陷，何况施坚雅的估算乃是平均数，实际数值必然有高也有低。但站在施坚雅的社区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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