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第一部分的注40中，他引用罗希的理论说明，市场模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一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与其他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相比，其不利之处应该大致相同；二是一个市场区域内条件最不利的村民距市场的距离达到最低限度。第一个条件意味着模型中的所有市场形状和大小应该相同，由于模型中的所有地区都肯定在某个市场区域内，符合要求的市场区域形状就只能是等边三角形、正方形和正六边形；第二个条件则表明，一个多边形的边越多，就越符合要求，所以它应该是正六边形（中文版，第61页）。事实上，正多边形的边越多，也就越接近于圆形，只不过，其他正多边形不能像正六边形那样，拼在一起后，既无重叠又无空隙。在该书第二部分的论述中，施坚雅则明确指出，在一个人群刚开始定居的平原上，最初的市场区域趋向于圆形，随着新的村庄填满了旧有村庄组成的独立圆环之间的空白，市场区域逐步扩大并互相挤压，就变成了蜂窝状，每一个市场区域被挤成了六边形。（第73页及116页注7）
[2] 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为简便起见，以后凡引用此书时，仅在引文后括注页码，不再加脚注。 二
 
尽管施坚雅认为他的市场模型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经济学都不特别具有中国性，但这些模型毕竟是用于分析中国历史的，也需要用中国的具体情况来验证。可以说，施氏理论就是在这个验证和应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的形形色色的矛盾也体现在这个验证和应用的过程中。施坚雅的论证并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同样，我在这里的谈论也无法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但我将尽量尝试在施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问题。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建立模型，如许檀教授所说，把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引入了原本缺乏空间性、立体性的历史领域，从而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1]这个理论，这些模型，能在中国学术研究中产生巨大影响，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于他运用模型分析的具体目的，其中一个是估算1948年中国农区各种类型的市场及中心地的总数及现代化程度，其结果就是这本书第114页上的表6。表中的数据是否合理另当别论，至少施坚雅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一个思路。[2]
另一个目的如他所言，是为了阐明市场结构的空间体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其经济和社会范畴。（第21页）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施坚雅把本来只是一种应用工具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理论。也正是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显示出了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的矛盾。
施坚雅对市场结构的空间体系的分析，是从几何学和经济学开始的。在几何学意义上，这个模型可能确如施坚雅所说无懈可击，但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未必同样如此了。从几何学意义讲，圆形彼此挤压后，在没有重叠亦无间隙的情况下，成为正六边形是必然的。如果假定集镇及其周围的村庄占地面积大致相等，无论把它们看作圆形还是六边形，每扩大一圈，也都是恰好增加六个村庄。
从经济学意义看，施坚雅用以支持六边形市场区域下属18个村庄模型的，是一个密集循环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施坚雅提出了一种村庄发展模式。他认为，新的村庄应该建立在与两个（模型A，代表山区）或三个（模型B，代表平原）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位置上，这种选点方式是由运输费用和农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第73页）
为了论述简单起见，我们只看平原模式。施坚雅提出，在平原地区，村庄最初建立在接近市场的地方，由于运输方便，村庄要发展得相当大后才会有新的卫星村形成。因而，后者必须建立在能使新居民点可使用的耕地达到最多的位置上，即与三个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地方。（第77页）这里不必谈论影响村庄选址的其他因素：水源、河流走向、道路、树林、土质等等，作为一个抽象的模型，舍去这些因素无可非议。在这里，我们准备像施坚雅一样，只考虑运输问题。
一般来说，当新村庄是纯粹由外来的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移民建立时，有可能会像施坚雅所说的那样，出于既能得到最大量可供开垦的土地，又能不与原有的居民点发生冲突的考虑，选择在与三个原有的居民点等距离的地方。而在既有的村庄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距村庄越来越远，不得不建立新居民点时，我们很难想象，相邻的三个村子新增的人口，会不约而同或共同约定，在与三个村庄等距离的地方建立一个新居民点。合理的假设是，最先离开老村庄的居民，应该是那些其土地距村庄最远，已经感受到运输费用造成的负担，同时现有土地又不够用的人。他们在为自己的新居选址时，比较可能选择自己已有土地的边缘，一方面守着已有的土地，一方面面对着可以开垦的荒地，从而变最不利的运输条件为最有利的条件。当然，由于与三个村庄等距离的地方会有较多的可供开垦的荒地，这三个村庄中分裂出来的部分人口都有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但他们应该不会在三个村庄的中点建立一个新村庄，而是在与中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分别建立一个新村庄。也就是说，假定原有的三个村庄分别位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当人口增长达到分裂点后，并不是按施坚雅设想，在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中心形成一个新村庄，而是在这个等边三角形内形成一个新的等边三角形，三个新村庄分踞三个顶点。
这样一种设想似乎显得不够理性，而施坚雅在谈论农民行为特点时，是把中国农民视为具有经济理性的人，假设农民的行为符合理性选择原则。无论是我在农村时与农民的接触，还是研究近代中国农村时通过史料观察，都可以证明中国农民确实是理性的小农，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会尽一切可能努力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如果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他们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农民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每一个个体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作出的理性的选择，合在一起时却有可能不符合集体的最大利益。
当然，这里提出的也仅仅是设想，并没有史料做依据，不过，从施坚雅的运输费用与农业生产力的平衡出发，这种设想至少应该是和施坚雅自己的设想同样合理的。
施坚雅对新居民点用了一个词：卫星村。这是个很传神的词，充分说明了这类新居民点的性质。一个星球可以有许多卫星，但三个星球共有一个卫星却不大可能。如果我们进一步把社会因素加入进去（考虑到施氏理论对基层市场社区的分析，加入社会因素是有充分理由的），与三个村庄等距离的地方就更不容易成为首选位置。一个没有外来因素，完全由于人口增长而发生分裂的村庄，其分离出去的人口与原来的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原有村庄中可能仍居住着他们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和其他亲戚，需要常来常往。原有村庄土地上有他们的祖宗坟墓所在，他们自己将来也仍然要埋葬在其中。存在宗族势力的农村，分离出去的人口仍属于原有村庄的宗族，在最初阶段仍要在原来的祠堂中祭祖。这些都决定新村庄的地址不应该离开原有村庄太远，一般也不会由三个村庄中分裂出来的人口构成。
中国各地都有不少村庄，取名大王庄、小王庄，前李村、后李村，东陈庄、西陈庄之类，从这样的村名中我们可以推断，它们有可能原来就是一个村庄，在过去的年代发生了分裂，至少有这类村名的村庄，应该不会是由邻近三个村庄的人共同建立的。这样形成的村庄，仍然有可能彼此距离相等，但它们是否能发展到人口耕地等也相同，是有一定的疑问的。在王庆成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华北有不少只有几户人的小聚居点，自己构不成独立村庄，由附近的村庄代管，是否就是这样的卫星村？
 




[1] 2004年5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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