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ffa, 1960）。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家的报酬是利润（马克思主义者和新李嘉图主义者最清楚）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工人受到了剥削。但这样的话，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就不一定存在承诺与执行之间的任何差异：资本家承诺向工人支付少于其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剥削工人，然后遵守了这一承诺。
（三）权力与竞争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把企业看作市场（即使是竞争性市场）的一种形式，并不能证明经济权力关系不存在。经济权力关系在企业内存在，因为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上也存在。经济权力不是源于市场（或它的特定形式——企业中）缺乏竞争，而是源于整个制度系统，因为这一系统对不同个人强加了不同类型的实际约束。完全竞争只表明给定约束（从而经济权力）的异质分布，没有人能够通过联合面临同类实际约束的个人来增加她/他的收益，但并不意味着双方之间关系的任何对称性。  因此，说企业是一种市场形式和假定市场完全竞争，不足以证明企业中没有权力关系。相反，对经济权力关系起源的考察，意味着企业内权威关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系统赖以存在的经济权力的实现形式之一。
因此，明确讨论经济权力问题导致了重新界定资本主义制度问题本身：问题不在于解释为什么与市场关系的自由领域相比，在企业内权威起支配作用，而在于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中经济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七、结论
我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NIE中，经济权力分析与企业分析是不相容的，这从理论上削弱了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交易成本最小化过程的效率结果的一般解释力。这种理论脆弱源于两个不相容的目标：（1）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描述为平等主义；（2）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特征。体现脆弱的不同形式依赖于两个目标中哪一个被置于优先位置。
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一个目标。为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相信用这种方法可以否认企业和市场中真正权威关系的存在，而放弃了描述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企业特征的目标。这使他们的企业理论出现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
在威廉姆森方法中，优先任务在第二个目标。为提供企业的内洽性定义，威廉姆森引入了权力概念。尽管他是用纯自愿术语来分析经济权力，但经济权力的引入却损害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理论的一般内洽性。于是，在经济权力的讨论中出现了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的相容性问题，经济权力被用于企业特征描述，却没有被用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分析。
两个目标的不相容可能意味着二者不能兼顾。这只是表面情况。事实上，两种方法的脆弱性源于自由-强制两分法。这种两分法一方面是确保两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却没有理论和经验基础。更仔细的分析表明，这两种方法看起来不同，其实差别不大。它们都把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为纯自愿交易的结果。这要求制度约束系统被当作给定：尽管没有明确断言，但是只有把个人约束当作给定，社会交易才可以被看作“自由”自愿行动的结果。关于资本主义存在权力关系的不同命题因而只是形式上的：威廉姆森科层分析的基础是，用自愿合约关系来表达的经济权力概念；权力和权威关系始于双方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因此，权威本身是一种自愿决策（给定制度系统强加给每个人的约束）。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也如此，正是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的假定，才使选择建立权威关系可以被看作双方自由的关系。
NIE把个人决策集当作给定，也不讨论什么造成了个人决策集在质和量上的差异，这给了资本主义制度效率问题一个特别的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效率不是通过比较不同制度系统的约束及其产生的经济结果而被证明；相反，它是通过假定个人行为是决策过程最优化的结果（也许受计算能力的限制）而被推导，“给定现有制度约束”。经济制度效率分析的纯自愿合约方法成为循环推理。
为避免这一问题，我建议分析制度系统与经济权力关系之间的关系。在我开来，若要一致性地发展这一研究，这种分析背景需要有两个特征：（1）必须与阶级分析相容；（2）必须是动态的。要理解自由自愿交易改变制度系统和被制度系统改变的过程，就必须进行阶级分析。要内生制度系统和分析演进问题，就必须采纳动态背景。
这种研究计划明显与NIE不相容，质疑了NIE所发展的整个资本主义效率理论。另一方面，要克服NIE的内在局限，就必须抛开它的（某些）原则（tenets）。这要求在经济权力分析中引入激进方法，经济权力分析的本质不在于界定正交易成本背景，而在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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