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而变化。 
这一矛盾使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制度演进解释出现内洽性问题：如果从时期t到时期t+1，社会交易产生了帕雷托改进（给定时期t的制度约束），那么仍可能通过改变时期t+1的约束而使某人在时期t+2变得更坏；事实上，时期t的交易也可在时期t+1产生制度约束，在此约束下（某人）不可能达到时期t的效用水平。并且，所有这些都可以是每一时期纯自由选择的结果（给定该时期的制度约束），而个人偏好却没有任何改变。 
把静态方法用于动态分析的问题在这里很明显。帕雷托效率的概念只有在固定约束背景中才有意义。如果约束系统可以被改变（这是制度演进分析的必要条件），那么经济权力问题就不能回避：制度系统的演进改变个人决策过程的约束（从而改变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改变社会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在制度环境演进的分析中，不可能把经济权力的影响与效率原则的作用相互隔离。  这样的话，威廉姆森主要基于效率概念的框架在分析上便显得不充分，因为效率概念在没有给定权力背景时便不可操作：只有把制度约束系统当作给定，或者说，只有假定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变，才可以界定帕雷托效率。
威廉姆森框架的理论局限包括实证和规范两个层面的含意。第一，它不能决定组织变化是有效率的重新安排的结果还是权力实施的结果（两者完全相容），从而降低了该框架的解释能力。第二，它使该框架的规范应用无效：如果不可能阐明某一制度安排是效率原则的结果还是经济权力实施的结果，那么就不能证明该安排是好还是坏，除非引入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如果承认了价值判断，就没有必要把这一框架基于帕雷托效率的概念。 
在这两个方面，威廉姆森提到的经济权力概念的“分析模糊（analytical vagueness）”都涉及（pours into）效率概念，因为，经济权力本身（其他情况不变时）要在个人约束的改变中得以体现，个人约束改变又构成了效率概念的基础。  这便涉及威廉姆森的第二个观点。在威廉姆森框架中，承认某一分析范畴的相关性却不能清楚地说明它，等于承认威廉姆森理论的局限。这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分析掩盖了他不充分的分析框架导致的极大不精确性，从而无法评价他自己认为对制度演进过程有重大影响的要素之一（指经济权力——译者）。这种局限意味着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框架有助于说明不同制度安排的相对成本和收益，但不适于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描述或历史解释。
五、企业的问题
企业与市场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尽管看上去是悖论，也尽管这是NIE研究的核心，但很少涉及两种制度间的清晰界定。
企业与市场特征的简单描述是，企业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市场是交换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制度。但这种一般定义不适于NIE，因为NIE认为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配置现象。
把生产纳入交换分析是NIE中企业与市场定义这一理论问题的核心。在NIE尤其是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交换（exchange）”与“交易（transaction）”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以及假定交换是唯一的相关因素，都使这一问题变得更糟。  我即将讨论，这一问题也与经济权力有关。事实上，把生产方式看作（但不等同于）交换方式的分析，既不可能理解企业的本质，也不可能理解经济权力的本质（经济权力的本质不在于NIE隐含假定的不平等的讨价还价，而在于我将要讨论的社会阶级划分）。
以下我要清楚地阐明作为两类NIE研究基础的企业的特征。
（一）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方法中的企业
把生产问题定义为（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是把生产作为一种交换形式的分析基础。根据NIE，交换得以发生的自然制度是市场。如果满足完全竞争假定，那么市场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没有经济权力的制度。
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假定生产领域也满足完全竞争条件，从而对经济权力的否认也可被扩展到企业内部。在这些基础上，让我把支持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的“交换”、“完全竞争”、“市场”、“生产”和“企业”的隐含定义说清楚：
1．“交换”是竞争原则支配下的自愿行动。
2．“完全竞争”的条件是不存在权威和权力关系。
3．“市场”是交换发生的场所。
4．“生产”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换。
5．“企业”是生产发生的场所。
从以上定义可推论：
6．在这些制度系统（包括企业和市场）中没有权威，因为在市场[（1）+（2）+（3）]或企业[（1）+（2）+（4）+（5）]中都不存在权威。 
通过厘清这些定义，我们便可以评价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所得结果的重要性：科斯明确引入权威和指挥原则以及竞争原则，从而解释了企业的本质；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及其追随者只提及竞争原则而不承认权威问题，并以此分析各种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平等主义系统，其中没有真正的个人间权威。
然而，得出这种结果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以上定义可推论：
7．企业与市场没有区别，因为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形式[（1）+（3）+（4）+（5）]，这放弃了而不是解决了科斯的企业本质问题。 
这是威廉姆森所不愿付出的代价。让我接下来分析威廉姆森的企业定义。
（二）威廉姆森方法中的企业
威廉姆森在其框架中对科层关系的明确分析，使他可以基于企业内的特殊合约关系来描述企业的特征。企业是一种以工作合约为基础的组织。工作合约确立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科层关系，这种科层关系代表了正交易成本背景中协调问题的有效解。 
工作关系中的权威使企业内交易关系与市场交易关系不同。尽管工作关系基于双方的自由同意，但它造成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非对称：前者指挥和命令，后者执行和服从。  工作关系相对于其他市场关系的特殊性在于，一旦合约签订，指挥和服从便不再是要讨论的问题。在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中，价格机制实际上受到压制却假定其起作用（通过假定企业内关系可以根据“理论上”连续的、重复讨价还价过程而得到调整），但这里的工作合约意味着价格机制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有效”压制。 
企业的定义因此依赖于各方的非对称，涉及权力概念。科层工作关系的基础是限制权力实施范围的合约——权力因此始于相互同意，止于合约期满，或者说，随着支持并证明其合法的同意的终止而终止。
即使基于相互同意，经济权力也仍然存在，仍然是企业定义的构成要素。这使威廉姆森可以用一种比阿尔奇安-德姆塞茨方法更优美的方式，分析社会交易关系中权威与平等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后者试图证明权威只是表面，而非实质；相反，威廉姆森并不想否认科层的存在，而是作如此解释：权威存在；为什么？因为它有效率。
六、如何使经济权力与企业相一致
为了证明经济权力与企业之间可以（也应该）被内洽地分析，我提出一个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可以从社会和动态维度对权力进行分析。这导致我不仅抛开NIE，而且抛开我认为可以有效指出NIE局限但不能很好组合起来克服这些局限的许多方法。我提议的框架是，发展制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其明确目标是从外部视角克服NIE的内在局限。
（一）社会阶级与动态分析
经济权力与企业这两个问题的核心都在于自由-强制两分法。基于个人约束给定的隐含假定，NIE试图把经济权力简化为一个两分变量（自由-强制）。这也意味着制度系统被当作给定。这样的话，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研究就可能成为同义反复。  为克服这一风险，就必须考察不同制度系统的权力含意。 
尽管资本主义合约关系是自愿的，但它们要在制度系统约束中实现。于交易双方都能保证进入自由和退出自由的工作合约，没有消除双方之间经济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本质。相反，工作合约依赖于非对称：如果没有劳动力可在市场上“自由地”交换的制度背景，那么工作合约将不存在。双方之间的非对称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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