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建立，其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和生产工具私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NIE没有分析权力关系，却基于权力关系。
为了在经济权力和自由合约关系背景中理解科层的本质，我们必须分析使个人决策集存在差异的因素以及科层关系存在的原因。如果双方自愿建立（科层）工作关系，一方是“工人”，另一方是“老板”，那么，正是他们各自的约束使这两种位置成为双方共同的最优选择：理性行为人如果可以当老板，就不会选择当工人（顺便一提，工人的次佳选择不是命令和指挥，而是失业）。
通过在理性行为人决策与他们的个人决策集特征之间建立关系，我们引入社会阶级的概念：这里的社会阶级是用个人所面临的不同约束来非常宽泛加以定义的。  正是对个人决策集特征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中理性行为人会自愿选择不同的角色。  这意味着对NIE的突破，因为NIE没有发展阶级分析。同时，这使我们可以克服NIE资本主义制度效率的同义反复：除了劳动力以外便一无所有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劳动，仅仅表明这种工作关系是他/她“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渴望的最好的事情，但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是他/她渴望的最好的制度系统。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不是被迫用劳动力与某一“特定的（particular）”资本家交换工资，而是被迫用劳动力与“一般的（a）”资本家交换工资。工人的选择自由因此是特殊的：他/她“必须”服从一个资本家的命令或者“选择”另一个资本家去服从。于是，自由与强制不再是对立的；它们体现了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观点，二者同时有效，并且都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所必须的。
除了它的阶级内涵之外，经济权力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是它的动态性。即使在自愿主义范围内，个人约束也会在社会交易过程中改变（作为社会交易的结果），这意味着经济权力要在个人所面临约束系统的演进中得到体现。  金博格（Goldberg, 1974, 461）强调，如果接受NIE机会主义个人的假说，那么，我们不仅必须分析人们在规则“内”如何追求自利，而且必须分析他们如何使资源配置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  NIE只注重于分析制度安排对组织绩效的影响，而制度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组织行为依赖于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成形于组织行动（参见Khalil, 1995）。一方面，正是制度框架把经济权力授予不同阶级的行为人；另一方面，制度在以行动来实施权力的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中演进。这意味着经济权力在影响整个制度演进过程中具有累积性。 
一旦详细说明了经济权力概念的社会性和动态性，我们便可以更准确地讨论企业本质问题。张五常对“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原则的分析，以及威廉姆森在工作关系中追究科层本质的观点，都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理解个人间关系的社会维度。于是，问题不是要简单地反对这些理论，而是要在一个社会框架中内洽地发展它们。特别地，“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原则意味着，企业内关系最终与企业外关系联系在一起，至少因为，进入和退出选择意味着与企业外部情况进行了比较。这说明威廉姆森用以描述企业特征的权威关系不能在企业边界内得到理解：要理解这种关系，就必须考虑不同阶级的个人的其他替代选择。对于工人，一种工作关系唯一（最佳的）替代选择只不过是另一种工作关系，但仍处于服从资本家的位置。这种关系因此是非对称的：一方命令，另一方服从，企业内的这种权威关系的基础不能得到改变，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企业外存在的非对称的经济权力关系。 
现在考虑界定动态框架的含意，首先是它可能克服NIE不能明确区分“交易”与“交换”而导致的局限。虽然交换行为中不存在权力，但权力仍可用于分析作为交换行为基础的交易过程（Commons, 1934）。然而动态背景的含意不止于此。资本主义历史不是单向性的（unidirectional），其特征是组织和制度在量和质上的转型。要研究企业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分析企业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般特征及其转型。企业本质本身是一个动态问题，这需要结合历史和特定背景（context-specific）来加以界定。资本主义企业的历史转型不是一个线性过程，因为企业只是社会交易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并且关键在于游戏参与者与游戏规则交织演进、相互影响。这意味着孤立的、抛开历史背景的分析，是无法理解组织性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看来，也许只有根据企业与其他资本主义组织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对这些关系的依赖性和改变能力，才可能界定企业本质问题。 
（二）内部与外部的批评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S. Bowles and H. Gintis, 1988, 1993a, 1993b, 1993c, 1994）及金博格（1980）正确地指出，必须在企业内权威关系与企业外也存在的一般权力关系之间建立联系。他们集中分析了权力和工作关系，但这与我所提议的研究计划具有不同的目标。我认为，把权力强调为社会现象，直接服务于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研究目标。
鲍尔斯和吉恩梯斯的分析目标是，阐明竞争性资本主义经济中自愿交换可以产生行为人之间均衡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因此被当作一种“个人”间关系，最终源于非出清市场的存在。为达到这一分析目标，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在瓦尔拉斯模型中引入不完全性（imperfections），从而反驳了合约实施是自由的、没有问题的假定。他们发展的分析方法在理论上与NIE差不多（在把正交易成本引入完美决策背景的意义上），但关于那种和谐市场社会的结论是相反的。为形成分析差异，鲍尔斯和吉恩梯斯容忍了（accepting）正交易成本背景中新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从而非常有效地指出了NIE的内在局限；  然而，正因为同样原因（对新古典方法的接受），他们的理论无助于克服资本主义权力关系的新古典解释的局限。 
金博格（1980）试图在NIE与激进理论之间建立桥梁，  假定了一个不完全竞争、机会主义个人、合约实施耗费成本和历史时间的背景。  在这种有问题的决策背景中，合约关系中“承诺”与“执行”之间可能出现偏差，造成实施权力的空间。  然而，他认为这种差异对于激进主义学者（通过坚持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异）所说的雇佣关系并不是特殊情况，而是在各种程度上描述了大多数交换关系的特征（Goldberg, 1980, 252-3）。这里明确参照了有问题的决策背景——尽管有利于指出威廉姆森方法的局限，也有利于结合雇佣关系的激进解释——但如果被当作理解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则可能再次造成误导：  我即将阐明，雇佣关系的特殊性不在于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之间的差异；相反，正是它们（指对工人承诺的与留给他/她自己的——译者）的一致性使雇佣关系独一无二。 
我认为权力关系不是源于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非对称信息、有限理性、历史时间和复杂的合约实施当然会改变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但不能改变此外的其他东西。 
为证明这一点，考虑一个具有确定性、完美信息、完全理性和无成本瞬时合约实施的瓦尔拉斯模型。再假定满足市场出清条件。这时，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在没有工人时也可以活命（自己劳动），而工人在资本家剥夺了他们生产工具时却不能活命。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强制或制裁威胁来影响工人行动。但这完全是鲍尔斯和吉恩梯斯（1993a, 326-7）的权力定义，适用于阶级而不是个人。因此，根据权力的阶级观点，交易成本对于理解作为资本主义自愿合约特征的非对称关系，不是必要的（当然，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看是理想的）。 
关于金博格强调承诺与执行之间的差异，具有确定性和完全信息的标准的斯拉法模型可以证明，工人即使知道他/她将得到其劳动力价格，也不得不让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reconstitute）劳动力价值的必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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