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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农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引起社会各方极度关注。这个悲剧的原因就是农民工无法通过第一条道路——合法渠道，来正常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王斌余之所以杀人,缘于没有及时拿到劳动报酬。起初，王斌余也是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但劳动仲裁部门没有及时受理，法院的诉讼程序又不能使他及时得到保护，尽管调解了，但五天之内他又没有了安身之处，血案终于发生了。
拖欠农民工工资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为了讨薪，一些农民工采取了自己独立解决的办法，赖在工地不走、在包工头家门口静坐，甚至出现了“跳楼”“触高压线”等过激的行为，又或者开“维权新闻发布会”向新闻媒体声援，然而这些无奈之举过后，成效又有多大呢？根据《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第一条道路的成本高昂，农民工受之不起，待之不急。
报告还指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所有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总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是所要讨的工资3倍。
既然第一条道路维权成本如此高昂，农民工就没有适合自己的维权选择吗？
农民工权益受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动不统一
城镇工人的工资比农民工高得多，城镇工人的劳动强度比农民工低得多。从用人单位的拖欠收益来看，拖欠城镇工人似乎是最优选择。可是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拖欠城镇职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众所周知，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是依法维权。工会维权，理直气壮，成就令世人瞩目。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推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通过集体协商确保职工劳有所得、关注安全生产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有了工会，职工就有了依靠；有了工会，职工就有了代言人；有了工会，许多令职工头疼的问题就会比较容易地得到解决。所以用人单位再穷也不能拖城镇职工工资，再苦，也不会剥削城镇职工，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招若更多麻烦，得不偿失。
而农民工呢，虽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几乎还没有多少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更别谈假如什么工会了，更何况工会要不要管你还在人家考虑之中呢。
没有这个隐行保护伞，尽管与城镇职工同在一片蓝天下，但是待遇却迥然不同。
城镇职工有医疗、工伤、养老等面面俱到的各种福利，而农民工却在为能不能拿到自己的血汗工资而发愁。城镇职工加班有两倍，三倍加班费，而农民工却为自己万一不加班，是否意味着被解雇而担忧，结果导致一周劳动时间大大超荷。正如李强教授所调查那样，73.7%的农民工存在超时工作即每天8小时以上的，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的占65%，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占23.7% 。
面对如此之不公，一些铁血男儿也斗争，反抗过。有的跳楼威胁，有的绑架恐吓，有的走投无路被迫真杀实砍。结果是一个个反抗，一个个倒下。不是被非正义的老板炒掉，就是被正义的法律所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正义与非正义似乎都于农民工无利，所以不管反抗与沉默，结果都一样，拖欠还是拖欠，压榨还是压榨。
这是一个数量之大的群体，人数约为1.2亿。 这又是一个弱小的群体，面对种种不公，只可忍气吞声，因为生活在正义的法律与不正义的老板交迫之中。这是一个充满潜能的群体，一旦他们正确看到自己的力量及解放之道后，任何非正义都不敢强加于之。这个力量与解放之道就是所谓的第二条道路——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团结就是力量，力量不单是数量，而是群体的整合度，群体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