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的下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 1950年的土改前后是一个重要时期。“在江浙两地，因为分得田地，许多原先已经脱离土地，以工商手工业为生的家庭又重返家乡，分得一块田地。”江苏昆山市周庄附近的铜罗镇，“1951年土改时为分得土地有60户老家在乡下的小店铺关了门，约150人下乡务农。”[9](P161-162) 这种行为，除了说明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外，也说明农民想和别人一样，分得一块土地，是均平的心理。土地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满足了农民这种均平的心理。
对于农民来说，“均平”和“求富”有时是矛盾的。“均平”是将别人的拿来均分，而“求富”是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一旦自己不如人或无法满足自己“求富”的心理后，他们最希望的是“均平”。这一点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凸现得更加清楚。从农民自身来说，合作化比较积极者，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中经济状况不如人者居多。这是由于土地改革虽然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行了重新分配，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不平等的状况，并且如前所述，这种状况还有所发展。这样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就把合作化当成重新分配资源的手段。黄宗智对松江县薛家埭村的研究发现，土改时分得了一些远离水道的零星土地的农民，合作化的积极性比其他人要高。[10] (P169-170) 东北局在1950年1月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经济条件较差的，仍有农业社会主义平均思想，有的人欠了别人600斤粮食，还说：我虽欠你粮食，但过不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走入‘共产社会’；甚至看到别人买马，他说，将来走入社会主义，你还不是一样没有马。”[11]（P23）表现出对“均平”向往的心理。山西忻县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幻想着再斗争，再分配，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12]（P107）薄一波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不仅当时的实际材料而且后来的实践发展也证明；我们曾经高度赞扬的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不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属于‘合伙平产’的平均主义‘积极性’”。[13]（P119）
三 发展个体经济与参加互助合作
这是一对矛盾。当时的农民的确存在着这样两种心理，而这两种心理存在于不同的农民群体中。从总的情况来看，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占主导地位。
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是与发财求富联系在一起的。东北局在195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这种状况：“在农民群众中：少数经济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共产没啥意思，地也没有个干净埋汰的”。“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他们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11]报告将这种现象说得很清楚。但是笔者以为，有一点不很准确。那就是报告中说少数人要求单干。实际上，中农以上者多数都要求单干以发家，而东北的情况到1951年中农占了多数，所以是多数人要求单干。就是贫农中的一些人，也是愿意单干的。这就出现了在互助合作的初期的强迫成立的互助组一有适当条件就解散的事。中共山西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意见曾经引起广泛争论，甚至导致中央上层的不同意见。在这个意见中，对于山西的情况作了说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14]（P4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心理。几十年后，薄一波对此作了更明确的说明：土地改革后，“真正具有互助合作积极性的人为数当时并不很多，而相当多的农民都愿意先把自己的一份地种好”。[13]（P365）
互助合作也是部分农民的心理，有这种心理的农民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生产，然后再单干。有些人愿意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地就种不上。但他们有些人希望在变工组把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现单干”。[11]另一类是由于贫困，坚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除去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外，有互助合作的人都是土地改革后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曾被毛泽东称为“五亿农民的方向”的河北省平安县南王庄贫农王玉坤、王小其和王小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们入社的原因都是因为贫困。王玉坤在解放前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农，土地改革后，有十几亩地，可是什么农具也没有，牲口也只有半头，生产搞不好，生活不富裕。王小其土改后什么农具也没有，牲口呢，只有一条牛腿。他年纪又小，不会种地，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王小庞在土地改革后因为缺这少那，经营不好。所以他们坚决要求互助合作。[15]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入社农民的状况，及其入社的心理原因。
那么，曾经被党和政府估计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呢？我以为是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互助合作。这种状态就是互助组阶段。因为互助组既保证了农民的个体经济，又可以使农民互相调剂，互相帮助。并且这种互助组是自愿参加，不是强迫，农民有互助的自由，也有不互助的自由。这就满足了农民两方面的要求。不急于过渡到初级社、高级社，情况会好一些。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总结说：“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6]（P316）
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时，农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裹进了公有制的行列。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并非出于自愿。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反抗，甚至没起什么波澜，怎样理解农民的这种状况呢？
第一，农民出于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心理而加入合作社。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尤其是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赢得了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与拥护。虽然农民对基层干部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是信任的，对于党的指示，他们是执行的。正如有的农民说的：“毛主席总冒哄过人，这回叫走新道路也冒得错，走就走吧！”[17]有的干部也注意到这一点：“只要打起毛主席的旗帜，一切都会顺利”。[18]（P230）习仲勋在《关于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个大发展，又是农民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高度信任的结果。农民听到说是毛主席号召他们组织起来，都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话没错’”。[19]（P340）
第二，经济的动机使部分人愿意参加合作组织。这就是前面说的部分及经济状况不佳者想利用互助合作再一次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这是“均平”心理的作用。
第三，政策和措施上的导向。如在东北，1950年春高岗就宣布5条奖励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也是歧视单干的政策，在农贷、新式农具、良种及劳模奖励的发放和购买一律优待变工组，松江省的一些地区规定对单干户不贷款、不贷粮、不贷农具，合作社也不卖给东西。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在征粮方面制定不利于单干户的政策。在浙江农村，干部们为了鼓励农民入社，公开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就要多派。”而邓子恢当年就知道中农哭哭啼啼要求入社是为了少卖粮，而不是出于什么“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3]（P331）基层组织有威胁强迫农民入社的，有的组织开会，“不报名不散会”，有的采取“订合同按指印”的办法，限制农民退社，有的说“不入社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想美国”。有的威胁退社的农民：“你退社影响别人，咱村办不起社责任放在你头上”。[20]（P202）
第四，政治上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上层。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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