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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如何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土地换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但符合农民工自身特点，而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可以加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二是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整合与流转。
关键词：城市化；市民化；土地换保障
  “Land Exchanging for Security ” and Farmer-worker’s Citizenship
Zeng xiangyan ;Wang xuexian;Tang changjiu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Nanhua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1)
[Abstract] Farmer-worker’s citizenship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accelerating the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try, among which the key point is how to set up farmer-worker’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rough the policy of “land exchanging for security”, farmer-workers can be guaranteed b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ities, which accords with farmer-worker’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it also has some more advantages, such as accelerating farmer-workers changing into citizens, not causing too great pressure to government finance, and helping the conformity and circulation of the rural land.
[Key words]Urbanization/ Farmer’s citizenship/Land exchanging for security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1. 农民市民化：一个城市化的悖论
产业结构变化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每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使GDP增加0.50-0.85个百分点，每1%的乡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中国居民消费额提高0.19-0.34个百分点”（胡鞍钢等，2002）。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与服务业必然促使人口向城市集中，进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因此，“城市化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速城镇化”（胡鞍钢，2003）。这要求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就是说，城市化要以吸纳农民并使之向市民转变为目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
但在我国城市化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防止农民盲目外流对城市生活造成冲击，以求社会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思想对现在的城市化政策制定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将是我国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在这段时期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主要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众所周知，低成本是工业化的核心竞争力，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成本低以及实际税收低等方面，因此，要大力发展工业，就要尽可能压低劳动力、土地等的价格。于是，凭借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土地来大力发展工业就成了我们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种必然选择，为了保持这种低成本，需要我们在不改变现在农民的身份及某些经济属性的前提下让其为工业生产服务，最终结果是要限制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数量，因为一旦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城市劳动力福利的“高成本”和运营中的高税收将导致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急剧攀升。
这就形成了我国目前城市化存在的一个悖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客观上要求将更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但工业化本身发展所需要的低成本却要求限制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数量。
2. 农民工：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
上述城市化的悖论要求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使农民能够为工业生产服务，二是不能让农民转变为市民而增加工业化的成本，于是，农民工便成了合乎逻辑的选择。
农民工是传统户籍制度与自由市场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在经济上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有人身自由，在行业选择上有比较自由的权力，可以到异地从事非农就业，二是农民工的政治属性是农民，其社会价格按“剩余劳动力”为基准进行定价，并且不需要住房、社会保障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资外待遇，这正好符合我国大力发展工业化的要求。
在我国，农民工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有两个阶段：早期“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造就了大批农民工，而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与发达地区就业使得农民工的数量激增。到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人数达到了0.9-1个亿，[1]为数众多的农民工造就的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全球的产业转移和采购，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的“大工厂”。可以说，农民工是促使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是低价的农民工也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工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在农村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这使得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可退可进，既游离于两者之间，又独立于两者之外。正是由于这一特殊身份，农民工整体上在城市中处于受社会排斥的状态，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这一状况必然挑战城市化的可持续性：首先，农民工的不利境况也难以保证城市社会的稳定，近年来农民工的高犯罪比例就是证明；其次，解决不好农民工问题，在加快城市化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再次，违背市场经济原则过度压低农民工价格导致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相对下降，限制了城市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的发挥，减缓了城市化的速度；最后，长期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产能、资金与技术，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由于农民工的价格低，很难形成城市居民性质的消费需求，必然导致社会消费落后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并因此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低价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的矛盾最后通过“一滞后一偏低”具体地体现出来，“一滞后”是指我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一偏低”是指我国服务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偏低。要纠正这种偏差，就必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农民工的利益，让城市对农民来说有足够的吸引力，以此促进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提升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的消费需求，以保证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市场需要，因此，“能够把中国广大农民整合到大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来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才是正确的”（华民，2003）。
3.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加速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当前有关加快我国城市化的思考，有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实施“农村城市化”战略，一种是通过政府强有力手段推行“移民城市化”。前者明显不适合当今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社会化的需要，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发展的实践证明，聚集的效益最终导致人口和工业在一定区域的相对集中，导致集中度越来越高，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带越来越大，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成为人口、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的载体。而后者则没有意识到城市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只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城市化才不是空壳城市化，才符合城市化发展规律。其实，我国目前城市化最具现实操作性的是如何使近1亿的农民工市民化，使其落户城市，安居乐业，并逐步成为市民。据全国总工会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2]显示，到2003年底，中国的就业人数达到74423万人，其中三次产业的构成分别为49.1%、21.6%和29.3%。第二、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达37886万人，其中国有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已分别下降为6621万人和950万人，农民工在人数上已经超过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而在有些行业、有些地区的二三产业农民工已经成为职工的主体，如建筑、建材、采掘、纺织、服装、玩具等行业第一线职工80%以上是农民工。这一部分人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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