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水资源枯竭、水荒严重，生活垃圾到处堆放所造成的环境、水的污染，垃圾填埋所带来的爆炸的恶果。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世界的用水量增加了４倍，与此同时，水污染日益剧增，现在发展中国家有１／３的人口不能享用洁净水。过度开采是水资源枯竭的重要原因，如果目前的情况延续下去，预计在５０年之后，世界人口的１／４将遭受悲惨的水荒，到２０２５年，世界上将有３０亿人口面临严重缺水。森林、土地面积锐减，许多生物物种濒临灭绝。由于人类过度放牧，过度垦植，过度施用化肥和农药，已使许多地区的沃土贫瘠化、碱化、沙化和退化。全球已有９００万公顷农田寸草不生、１２亿公顷绿化遭受破坏，２０００多种动物物种灭绝、热带雨林每年以１４. ２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消失。我们是负责任的大国，不能给本以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火上浇油，那样会犯众怒。二是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加之人口规模巨大，资源环境问题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尽管我国某些自然资源的储有量如煤炭等居世界前列，但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是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华北和西北是严重缺水区，耕地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水资源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严重制约了这些地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再比如石油，石油是现代大工业的血液，对国民经济发展至为关键，就连美国这样的头号经济强国对此都不感掉以轻心，为什么要打海湾战争，为什么如此关注中东，是为了什么人权吗？是为了什么自由吗？不是，老尼克松一语道破天机，不是为自由，而是为石油。我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对石油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而今后一短时间内，我国的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在1.6亿吨左右，根据有关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50%，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将达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石油进口大国，石油进口风险很大，一遇突发事件，石油战略安全就受到严重威胁。同时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不少城市污染形势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处于总体“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酸雨发生面积占全国的1/3；7大水系有一半河段严重污染，36％的城市河流丧失了使用功能，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80年发生74次，90年代猛增到380次，等等，总之是天不蓝了，水不清了，土地荒漠化了，草原沙漠化了，酸雨来了，洪水来了，沙尘暴来了，大自然变得可怕了。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0%，约3000亿元人民币。由上述因素决定，我们实现工业化必须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做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协调，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四是充分考虑就业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注重机械化和自动化，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以此为代价推进工业化进程。尽管从理论上讲工业化与扩大就业存在一定的客观矛盾，发达国家走过的这一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样道路的我们也不能走，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将工业化、技术进步与扩大就业结合起来，理由至少有这么几条，首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的重要体现；其次我国的就业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发达国家在高速工业化的时期，人口大都只有几千万，美国直到1914年人口才有1亿。英、法、意等直到1999年人口也还不足6000万，还不赶上江苏省的人口，对这些国家来说，10%左右的失业已经很严重了，也就几百万人，但中国就不同了。虽然未来30—40年间，我国自然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新增加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适龄劳动人口相当客观。综合众多研究成果，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加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人，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最保守估计也要在1000万以上。此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隐性失业会日益突出，光农业就有1.5—2亿需要转移出去，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很多劳动力素质不高，既不能与先进技术结合，也不能“对外出口”；最后，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又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和巨大的优势。尽管我国高素质的劳动力缺乏，但总体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杂志刊载的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平均工资率作过测算，按汇率换算后，中国大陆制造业平均周工资30美元，泰国58.3美元，韩国243美元，台湾328.9美元，香港436.6美元。这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特别是在工业制成品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金锫博士曾这样评论：“全世界都会发现，中国制造的制成品，具有不可思议的低价格，在中低档工业制成品的竞争中，中国产品所向无敌，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人口和劳动力资源，而且，统一的国家保证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得中国工业制成品确实具有不可思议的低成本”。根据日本产业经济省的调查，在日本的进口工业制成品中，中国1986年仅占4%，2000年上升到19%，增加了3倍多。中国产的摩托车、家用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等产品，行销世界。总的看来，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生产要素可以替代的范围，既注重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提高生产的科技含量，又注重劳动对技术的替代，从而使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对维护社会稳定、扩大内需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与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主要相比表现在：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过去的工业化主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的，国有企业是工业化的主体，资源配置由国家计划配置。新型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推进，工业化的主体是多元的，既有国有企业，又有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社会资源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配置；二是新的内外环境条件下的工业化，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化是在大国称霸、闭关锁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展开的，虽然奠定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基础，但精力分散，左的干扰很严重，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基础上推进的，起点低，底子薄，党和政府不得不化大力气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我们现在进行的新型工业化建设，是在我国实现总体小康、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以及我们党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形势下进行的；三是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紧密结合的工业化， 1949至1978年30年间，中国走的是重工业化道路，采取的是以农补工的形式。这使当时的农村不仅要承担对工业化的投入，而且还要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生活。因此，政府尽可能地把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以减轻城市负荷，并通过户籍管理限制城市移民，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上背离的；改革后，由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逐步结合起来，但由于体制等原因，城市化程度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最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现在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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