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机制。其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改革的新共识与新动力。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社会中，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中国的改革在过去27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80年代的改革，既导源于现实的危机，也为走向一个新社会的理想所激发。而做大蛋糕的改革方式也成就了这种多少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可以说，80年代是一个对改革有着极大共识的年代。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裂。在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在已经在相当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造就改革的新动力。除了对改革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的阻力，我觉得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是必要的。特别对这几年改革当中既不是作为改革的阵痛，也不是作为改革的必要代价的一些群体严重的利益受损，我觉得应当有矫正和补偿。 

        推进改革的新机制。必须看到改革已经走了20多年，改革推进的条件，它的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要意识到改革已经进入全面建立新体制的阶段。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形成推进改革的新机制。这种新机制包括，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现在的问题由于缺少这种机构，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第二，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可以将改革分成侵蚀阶段和转型阶段。从改革推进的策略来讲，前一个阶段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全面的转型、全面的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后一个阶段，原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国有企业改革这样涉及基本体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过程，也没有系统的立法。 

        利益均衡的机制。在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为平衡利益关系做出了很大努力。今年将投入数千亿元，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直接受益者逾亿人。中央财政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将达到1359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同时，中央财政安排扶贫开发资金137亿元，重点支持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项目。中央财政今年还安排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就业再就业支出1859.8亿元，比去年增长14.5%。但要看到，仅仅有政策是不够的。调整利益关系，政策很重要，机制更根本。中国的贫富差距走到现在，不能仅仅看成是一些政策的失误，不能仅仅看成偶然因素的结果，而是不同社会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严重失衡，这是真正的机制问题。重建这种机制比政策更根本。实现利益均衡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的成本如何均摊的问题。 

        改革的参与机制。最近几年中各级政府为调整利益关系做出的努力，从一个方面来说是对民意的一个正面回应。这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没有利益表达机制。但我们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具有反馈慢、成本高的特点。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往往是下层的要求，要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甚至是通过犯罪、治安等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但这样的信息传达渠道不仅效率低，而且代价大。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种成本低、反馈快的利益表达机制。这就是民众在改革中的参与机制。涉及到重大利益关系的改革，必须在广泛听取有关利益方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否则，就很可能使必需进行的改革因损害民众利益而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甚至造成种种社会矛盾。其实，包括我们今天进行的反思与讨论，都是参与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改革是不容质疑的，改革讨论成为禁区，必然会对改革的参与机制造成严重损害。 

        改革的反扭曲机制。我还是要重复一句话，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利益主体追逐利益的行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同群体利用改革的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样就可能导致改革在实践中的走样变形。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扭曲改革，而是在于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有没有相应的反扭曲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对改革实施过程及其效果的监控，也包括在政策上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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