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社会中的利益大多是以一种散射的自然状态存在的。所以，在西方有利益集团的存在。利益集团起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散射的利益要求加以凝聚，使之能够进行理性化表达，并达到在决策中可以进行处理的层次。比如，失业人员在国企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问题，如果其要求经过如此凝聚的过程，就可能会变成要求补偿的具体方案，或是有关健全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诉求。但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凝聚过程，在网上就可能变成一句简单的或是骂腐败或是怀念改革前的语言，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骂人的话。这是导致利益表达情绪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意识形态化的问题也是如此。意识形态本来是个敏感的字眼，但在这次讨论中却被经常使用。其实，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知道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假的，是非意识形态的利益在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比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左”、“反改革”，更多的实际上是对某些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当然也不能否认像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有人利用民众的情绪，想把这种情绪引导到反改革上去。但就使用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利益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的要求并不是意识形态化的，与改革的大方向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关注的是诸如国企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中的具体措施及其与他们利益的关系。而在另一个方面，即在坚持改革并反对反思改革的一方，对反思改革声音的理解也往往是意识形态化的，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人对改革的反思和批评，以为目前社会中对改革的反思会动摇改革的基本方向，他们担心得来不易的改革事业会由此受到干扰甚至发生逆转。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讨论引向理性化，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理性化更重要的是对于改革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要求，而不是对于利益表达者的要求。当然，我们期望利益表达也应当更为理性，但在还缺少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切不可以这种表达的情绪化或意识形态化为由，忽视其背后真正理性的利益要求。更不能将类似公共政策的问题当作一个纯粹科学的问题，以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由，漠视情绪化表达背后的正当利益要求。评论家曹林这样弱势者的情绪化问题：他们的话语劣势、身份劣势和心理劣势决定了他们发言的情绪化，处于话语优势的精英们应该同情并容忍这种情绪化，以宽容理性消弭对立的情绪。一个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有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书斋中做专门学术研究、有着较深专业素养、各大媒体争着采访的人，讨论起改革来当然能心平气和，话语优势、身份优势和心理优势让他能从容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自己的声音很难发出来，现实生活上又感觉着切身利益的受损，感受着医疗、教育、住房沉重的生活压力，这种情况下，你让他们的话语如何平和，如何理性起来？所以，改革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能力，即透过意识形态或情绪化表达的迷雾，洞悉其背后的正当利益要求，这样才能准确判断局势，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 

正在形成中的共识 

        共识往往要建立在讨论乃至争论的基础上。事实上，透过改革讨论的意识形态或情绪化的迷雾，我们可以看到，为改革再出发所必需的基本共识正在开始形成。其中，最大的共识就是对改革大方向的坚持。我原来也曾经说过，实际上人们关于改革的共识远比表面上看起来的分歧更大。因为即使是对某些具体改革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人，也多是将改革中问题的发生，归之为另外一些方面的改革推进太慢甚至没有进展。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些对改革的不满，恰恰是对另一些方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善于透过现象来看问题的实质。 
在此前提下，关于改革的具体目标、内容、方式和策略，两年的反思和讨论也明显推进了人们的认识，一些基本的共识在开始形成之中。 

        共识之一：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迈向利益分享式的改革。尽管在改革反思和争论中充满分歧，但实际上，“不能仅仅让普通民众承担改革的代价和成本”、“改革要让多数人受益”、“扩大改革收益者范围”这样的理念，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对原来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害的人进行某种补偿的观点，也已经为人们所接受。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即使是坚定主张坚持和深化改革者，也在开始探讨弱势群体和通过再分配来扭转改革中的利益失衡的问题。可以说，迈向利益分享式的改革，是一种开始被广泛接受的共识，也是保证改革再出发的基础。如果考虑到在前一段改革中利益关系失衡的情况较为突出，可以说，解决在改革中的利益分享问题，目前已经是刻不容缓。因此，在新的改革阶段上，社会公平将成为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共识之二：改变内部人改革的方式，使民众能够参与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失衡，不能简单看作是政策偶然失误的结果，而是与当时改革的特定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如果是偶然的失误，结果应该是随机的，但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形是，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的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而且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赵晓在讨论国企改革的时候就认为，正是“内部人主导型改革”造成了国企产权改革蜕变为“权力资本化”下的“掠夺式改革”和“瓜分式改革”。他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基本上是由国企领导人说了算，顶多再加上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怎么有利于当权者的瓜分就怎么来”。因此，在新的改革阶段上，逐步形成民众参与改革的新机制，已经成为人们的基本共识。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形成这样的机制。 

        共识之三：仅有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在改革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当中首先是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已经经过几年的讨论、酝酿甚至试点，现在已经有了提上日程的条件。行政改革的目标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但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的不仅仅是服务，同时也要明确政府的定位，确立政府的公共性，防止国家政策受社会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同时，解决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制度安排问题，也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包括健全法治的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重点是以法律对权力和资本加以约束。总之，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能有实质性的进展，协调的改革才有可能。 

        共识之四：在改革的方式上，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加强改革的总体设计与协调。在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有利于在实践中探索改革的路径，而且有利于分解改革的任务，以避开意识形态的障碍。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已经开始导致种种弊端。这种方式不但不利于全面的新体制建设，甚至会给某些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留下可乘之机。本来是通过扭曲改革为自己谋取私利，但“这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正常现象”一句托辞就逃脱了责任。在这次改革反思中，很多人已经提出改变改革的推进方式问题，特别是加强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协调的问题。可以说，在改革的新阶段上，协调改革和配套改革的问题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共识之五：改革要形成新的动力和共识。我原来曾经讲过，改革共识基本破裂，改革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与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相当一部分群体在现实改革中利益受损,并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怀有恐惧。因此，改革的共识要建立在利益协调的基础上。迟福林指出，实际上，如果改革真正面向老百姓最需要的现实需求，改革的共识自然增多，这种压力也会转化为改革的强大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老百姓对于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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