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所以，这个判断不是无关紧要的。 

        那么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要看一下出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就大体可以判断了。出现的问题大体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往往都是在厉害相关的问题上出问题，即大多都涉及重大的利益关系。第二，出的错不是散射性的，即这次是对这些人有利，下次是对另一些人有利，而我们看到，几乎每次总是对同样的一些人有利，也总是对另一些人不利。第三，大体上说，总是对多数人不利，对少数人有利。第四，总是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基于这样的几点，我们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不能仅仅归结为是偶然的失误。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在有意扭曲改革。这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当看到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大的社会变革过程总会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体制的变革，实际就是一套规则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组成的变化。在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上，体制改革处于更主动的状态，体制的改革造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体制每变一步，社会当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不同力量的组合都会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力量更多的是适应体制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生长出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定型，即我原来多次说过的“结构先于体制定型”。这个结构一旦先于体制定型之后，逻辑就变化了，结构反过来左右改革的进程。扭曲机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扭曲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可以发生在两个层次上。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 

        扭曲改革的机制首先表现在，在前些年改革的过程中，普通人的福利减得快，强势群体的特权削得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最艰难的改革之一。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以减员增效和国企改制为内容的改革，使几千万人失去工作。这样一种力度的改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大体得以实施。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公车改革。一个经常被援引的数字是，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不仅远远超过军费开支，更比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加起来还多。公车的弊端，无论是从所涉及的资源的数量，还是不合理性，甚至都不亚于国企。因为公车一年的开销要超过国企一年全部的亏损。但问题是，一辆小小的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断的试点，结果公车不是改得越来越少，而是改得越来越多。以致有人说，公车改革开始成为一场闹剧。类似的现象在我们的改革中是相当普遍存在的。 

        其次，是将改革扭曲为财富的掠夺。最明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同时，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掠夺经济”开始出现。据经济学家钟伟计算，用工企业每年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实际有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在最近几年中，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全部级差地租约2万亿。这个数字，既可以看作是国家损失，也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失地农民被掠夺的。明确目前问题的结：权力与市场 

        从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建立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改革所要承担的任务，都有了明显的不同。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目前在改革具体内容和侧重点上的一些分歧，是与如何判断改革在目前阶段所面对的问题有关系的。这种分歧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就是“左”和“右”的对立。反过来说，意识形态上“左”和“右”对立背后的结，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分歧。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正面来面对这个结。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想问题的基本方式，都是用两分法，左和右，再分配和市场，国家和民间等等。这些两分法重叠起来，似乎一端代表了旧体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旧体制走到新体制。但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不平等问题。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一个说不平等是权力和再分配造成的，一个说不平等是市场造成的。后来关于不平等问题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则指出，不平等不是权力或市场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会都有权力再分配和市场，占支配地位的那个肯定是推动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个是弥补不平等的。但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再分配和市场的作用在中国是走向了同一个方向。世行1997年报告当中讲，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成为相当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还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所致。 

        这也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现在很多争论，包括一些经典的理论，都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的，就是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此消彼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多理论背后的那个基本假设可能出了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人们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中，市场是权力在当中起作用的市场，权力是在市场当中行使的权力。而我们在改革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学家钟伟曾提出过“新双轨制”的提法，简单说就是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和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的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场中廉价获得资源然后在商品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获取暴利。我们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关系的扭曲，都往往与这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分不开的，如扭曲的劳资关系，失衡的城乡关系，难以整治的官煤勾结等。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在于，可以使我们更明确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假如按照过去的思路，我们可能是这样的区分左右的立场的：一方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市场，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权力干预市场；另一方，则把现在的问题归咎为权力，需要用市场尽量地去冲击权力。这是过去左右对立的一个基础，或者体现两个基本的思路。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已经结合起来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就不是这样了。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需要如何对这两者各自进行规范，而且防止两者的结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看到其背后社会结构的背景。最近我一直在讲这样几个概念：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张维迎先生认为这几个概念也许有点超前，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其中有的是明显的趋势，有的是刚刚在显露的迹象。结构定型应当说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种明显趋势，尽管中国还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但和80年代相比，定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在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来时出现。在最近这些年的改革中，赢者通吃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要清醒意识到中国社会与改革面临的问题，就需要看到社会结构发生的这些变化，哪怕是刚刚显露的迹象，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 

新阶段改革的共识、动力与策略 

        在新阶段的改革目标之下，关键是要形成能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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