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已经做的那样。在社论中，毛泽东还首次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在城市中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工职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采取“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与此同时，还严格限制私营企业解雇工人（以不能维持为限）。至于在农村，更是实行了彻底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实现了最充分的就业。在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以前，甚至鼓励城市中失业的人口返回农村参加土改，重新成为农民。

1952年8月，国务院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专门召开了全国就业会议，试图彻底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会议同时也讨论了农村中存在的大量富裕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认为这需要靠就地发展非农产业来解决。

195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宣布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最深层的理念之一，就是坚信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相对于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来说，能够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以而加快经济发展。从1951全国试行农业合作化决议草案年到1955年合作化高潮前，尤其是1953年以前，调查显示：农业合作社与单干农民相比，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精耕细作）来实现农业增产；而且可以更有效地安排农业富裕劳动力从事副业生产（当然这些合作社一般都得到政府的扶持）。这个结论是后来大力发展合作社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城市，由于国家对私营经济从信贷、税收、供销、劳动政策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与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社平等竞争），加上企业主和工人对未来的预期（即社会主义前景），私营经济不仅比国营企业效益低，大部分企业处于经营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私营企业的存在，还限制了国家对最稀缺的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调配，认为国家不能最有效地利用这部分人力资源。

在1950年到1957年期间，还逐渐形成了政府控制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制度。本来，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最重要条件，也是成本最低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因为就每一个劳动力来说，其总是愿意由自身效益低的地区职业和职位向效益高的地区、职业和职位流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自主决策、风险和收益均衡的流动对流动者本人来说，应该是最具理性的。但是，上述设想是在市场机制完全成熟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一方面表现为低素质劳动力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素质劳动力非常短缺，供不应求。因此自由流动的结果，一是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和工矿区而找不到工作；二是有技能的专业人员和工人到处被“挖”，尤其是工人，使企业、尤其是国营企业的职工队伍不稳定，工作受到影响。特别是国营企事业单位，由于工资等待遇的决定权不在企业、甚至部门领导机关手里，市场调节很难保证高素质的人才集中到政府和国营企业。1951年中央政府规定各地国营企业之间不得互相“挖”雇，1952年规定高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主要是政府试图通过计划调配来优化极为短缺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而1953年开始限制城市企事业单位自行雇佣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则是为了限制农村低素质人口自由流向城市，减少城市就业和市政建设压力。

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仅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事业单位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基本消失，而且国营企事业单位、公私合营企业、非农业的合作社系统招收和辞退职工的自主权、工资决定权也控制在政府有关部门，职工人数、工资总额成为政府控制企业的最主要的计划指标。至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因“权力下放”和饥荒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在产业和区域间的流动则不属于常态。

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要求城市待业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去，1957年的城市待业率即由1952年的13·2%降至5·9%，1978年为5·3%，根据日本学者南进亮等的推算，除“大跃进”期间外，其间城市失业率基本上在7—8%之间摆动。[11] 在农村，由于实行“集体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使得农村过剩劳动力“隐形”于农业之中，不仅消灭了失业现象，甚至还可以接纳城市失业人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综上所述，人力资源配置政策和制度的形成，实质上是对由市场配置还是由政府配置的选择过程。而选择何种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还取决于国际环境以及我们的认识。根据当时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而资源和资本短缺（因此劳动力供过于求，价格低廉）的情况，如果国际环境允许，能够实行对外开放，在发展基础工业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适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解放前利用外国棉花和羊毛发展棉纺和毛纺），就可以形成市场主导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即劳动者可以自主和自由地由收益低的行业和地区向收益高的行业和地区转移。二是国际环境严峻，在资本和市场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依靠“自我剥削”（压低消费和提高积累）和国家提取剩余，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就会形成政府计划管理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即国家掌握人力资源在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转移。我们之所以选择后一种方式，既有国际环境的客观因素，也与我们的主观认识有关。三、发展战略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上述人力资源利用政策和制度的形成，是与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并一直实施到1978年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密不可分的。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偏重沿海和外向的局面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状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并以此来实现农业的改造，到20世纪末基本上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个以高速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苏联的榜样作用，以及当时国际环境所导致的国家安全考虑外，主要是受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的影响。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当时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5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排居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居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排则位次很落后。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发电量448千瓦/小时；而同期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发电量13千瓦/小时。[12] 我国不仅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业尤其落后，而这是当时战争中最致命的经济弱点。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3] 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根本原因。

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以全国各个行业投资为100）

部 门“一五”时期“二五”时期1963-1965年“三五”时期“四五”时期“五五”时期1953-1978年
轻工业 6·4 6·4 3·9 4·4 5·8 6·7 6
重工业36·154·045·951·149·645·951

资料来源：彭敏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958年到1981年间，我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3905·68亿元，其中重工业为3467·34亿元，轻工业为435·34亿元，而同期工业职工人数增加3879万人，其中重工业职工增加2323万人，平均每增加一名职工需投资1·49万元；轻工业职工增加1556万人，平均每增加一名职工需投资0·28万元。另据统计，每百万元固定资产和资金所容纳的劳动力，重工业为94人，轻纺工业为257人，而属于手工业的工艺美术、服装、日用五金、皮革四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